近来舆论空间中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叫“反转新闻”。面对一条新闻，舆论的态度迅速发生着逆转，而且往往只在瞬间。比如近来厦大校长被本校一副教授炮轰“食堂耍特权”：教工食堂在饭点常常无好菜可吃，而校长出现时服务员马上端出丰盛菜肴。借此批评校长身上的官气和学校的行政化。因为是教师批评校长，而且是批评大家深恶痛绝的官本位和行政化，舆论一开始条件反射般站在教师那边。随后，校长指责举报不实，称那位副教授被举报学术不端正在接受调查，于是，不少人又迅速转移炮口，将矛头指向了那位副教授。类似的“新闻反转剧”很多，究其原因，是人们易将人和事“标签化”。 在复杂、多变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这就是罐头思维。标签，其实也是一个罐头，它免除了一些人的思考，却在简化和扭曲事实中误导了受众。

一只老鼠在佛塔顶上安了家。佛塔里的生活棒极了，它既可以随意穿越，又可以享受到丰富的供品。人们不敢正视的佛像，它可以自由休闲。每当善男信女们烧香叩头的时候，这只老鼠总是心中暗笑：“可笑的人类，膝盖竟然这样柔软，说跪就跪下了！” 直到一天，一只饿极了的野猫闯了进来，它一把将老鼠抓住。“你不能吃我！你应该向我跪拜！我代表着佛！”这位高贵的俘虏抗议道。“人们向你跪拜，只是因为你所占的位置，不是因为你！”野猫一口就把它吞了。 不要依据自己的位置来判断自己是谁。这样，有时会妄自菲薄，有时会忘乎所以。

美国石油大亨保罗·盖蒂曾经是个大烟鬼，烟抽得很凶。有一次，他度假开车经过法国，天降大雨，开了几小时车后，他在一个小城的旅馆过夜。吃过晚饭，疲惫的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清晨两点钟，盖蒂醒来。他想抽一根烟。打开灯，他自然伸手去抓睡前放在桌上的烟盒，不料里头却是空的。他下了床，搜寻衣服口袋，毫无所获，他又搜索行李，希望能发现他无意中留下的一包烟，结果又失望了。这时候，旅馆的餐厅、酒吧早关门了，他唯一希望得到香烟的办法是穿上衣服，走出去，到几条街外的火车站去买，因为他的汽车停在距旅馆有一段距离的车房里。越是没有烟，想抽的欲望就越大，有烟瘾的人大概都有这种体验。盖蒂脱下睡衣，穿好了出门的衣服，在伸手去拿雨衣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他问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盖蒂站在那儿寻思，一个所谓知识分子，而且相当成功的商人，一个自以为有足够理智对别人下命令的人，竟要在三更半夜离开旅馆，冒着大雨走过几条街，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支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这个习惯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没多会儿，盖蒂下定了决心，把那个空烟盒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脱下衣服换上睡衣回到了床上，带着一种解脱甚至是胜利的感觉，几分钟就进入了梦乡。从此以后，保罗·盖蒂再也没有拿过香烟，当然他的事业越做越大，成为世界顶尖富豪之一。

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有一次在图书馆阅读，书中内容勾起她对孩子的思念，于是提起笔写下来。而且愈写愈难压抑思子的情怀，竟然泪如泉涌，就这样一字一泪将作品完成，然后随手装入信封寄给报馆。但是回到家她又后悔了，想自己那么冲动之下的作品，一定十分肉麻，会引人笑话。未料作品发表之后，竟然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深受感动。 写文章的人都有经验，当情感洋溢的时候，常下笔万言不能自已。但是心情冷静之后，再看写好的作品，又觉得当时太冲动。至于情感奔放时如果压住不写，等到后来再提笔，则可能已经失去了感觉。如何把握情感，适时而发，适时而写，实在是件难事。 我认为，写抒情文时，必须将感情充分发挥；作论说文，则当加以收束。因为情感奔放时，能使我们将心中的一切，毫无阻碍地倾吐出来，文辞不见得华美，文法也不一定周到，却能获得最诚挚感人的作品。至于写论说文，如果一时冲动，只求畅快地发挥而忽略了细细的推敲，又容易失之偏颇。必须冷静思考之后，才能写出最佳的作品。发乎至诚的作品是真挚，强说愁的作品是造作；客观的论理常公正，主观的论理常独断。属于至情的文章可以立即发表，关乎论理的文章，则应该再三省思之后才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