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修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弘治十三年，京城会试主考官为程敏政和李东阳。两人皆饱学之士，出题十分冷僻，很多应试者答不上来。惟有两张试卷，答题贴切，且文辞优雅，程敏政脱口而出：“此两张卷子定为唐寅、徐经所做。”在场人听见并传了出来。会试中三场考试结束，便蜚语满城，盛传“江阴富人徐经贿金预得试题。”户科给事华昶便匆匆弹劾主考程敏政鬻题。事连徐经、唐寅。明孝宗敕令程敏政毋阅题并所录之卷。大学士李东阳会同其他试官进行复审，证明徐、唐两人皆不在录取之中。鬻题之说，虽属乌有，但舆论仍喧哗不已。明廷为平息舆论，便着锦衣卫加以审讯，查无鬻题实据，最终以徐经进京晋见程敏政时曾送过见面礼；唐寅也因曾用一个金币向程敏政乞文，送乡试座主梁储，两人均遭削除仕籍，发县衙为小吏。程敏政罢官还家。华昶坐奏事不实，降职处分。一场科场大狱，以各打五十大板结案。程敏政归家后愤郁发疽而亡。唐寅耻不就吏，归家后夫妻反目，消极颓废。

李冠志，英国牛津大学硕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他回国后成立了北京涌金冠泰科技有限公司，将目光投向了低端劳动力市场，由海归博士摇身变成了快乐的“农民工大哥”，游走于企业与农民工之间。据悉，李冠志回国创业的原因之一，是自己更加倾向于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在国外工作过一段时间，拿的美金确实不少。”李冠志介绍说，“但是时间一久，感觉这样的工作越来越无聊。”父母对李冠志的选择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但是至今不能理解。他自己周围的朋友同样也不能理解。“当自己有了目标与追求，并将它付诸实践，会得到身心的愉悦。”当被人亲切地称作“农民工大哥”的时候，李冠志笑称自己“收获的不是金钱而是自己”。

爱迪生小时候刚入学时，就爱向老师问东问西的，几乎每一次都问得老师面红耳赤，气得直跺脚，然后就大骂爱迪生问的是无用的问题，惩罚爱迪生。就算是被惩罚，爱迪生仍然热爱思考，照样爱问问题。假如老师一开始说：“一加一等于二。”爱迪生就会问：“一加一为什么会是等于二啊？”而且他会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后面的课都不听了。正因如此，爱迪生的学习成绩很差。别人都以为他是笨蛋，熟不知，这正是“天才”的表现啊！ 潜能有时并不能通过普遍的方式察觉，在另一个角度，能力可能被看成是缺陷。

20多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去企业工作几乎是多数人的职业轨迹。李彦宏的20岁与很多人的20岁并无二致。唯一可能不同的是，李彦宏选择了自己喜欢和擅长的职业，并成为了这个领域中的专家。对于9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来说，大多都是抱着读一个博士学位的目的去的。读了博士学位之后，可以回国做研究，去大学里当教授。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就读于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的李彦宏却选择一条与大多数人相反的路，那就是获得博士入学资格之后，却毅然放弃这一机会，选择直接进入企业工作。

1998年，著名作家毕淑敏成了心理学研究生。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到了2003年7月，离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她思之再三，最终决定放弃。这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和不解。她冷静地回答道：“因为我不能去考外语、写论文。我担心一个几十万字的心理学博士论文写下来，我可能就不会写小说了。因为风格不一样，思维的训练也不一样。考外语，是一个死功夫。我想，生命对我这个年过50的人来说是那么宝贵，不值得拿出半年时间，专门去念外语，去应对考试。”毕淑敏放弃了争取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北京西四环外开设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她认为，这是“助人和自助的工作”，是自己极有兴趣探索和愿意去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一个成功的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意思就是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同时也要懂得放弃。只有真正了解了自己，知道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才能在事业上干出一番成就。

1930年，19岁的季羡林与同学一起，从山东济南进京赶考。初来乍到的迷惘，很快就被一份新鲜和惊奇所代替。他没有像许多考生那样顶着巨大的压力，而是成竹在胸，没有一丝一毫高考前的紧张。 在住所，窗外刚刚发白，他就起床。不是忙着看书，而是悠闲好奇地观察周围的环境。不是对着一缸荷花、几盆杂花，兴致勃勃地欣赏，就是对着一棵墙边的枸杞树思接千载。到了黄昏时分，季羡林又约了几个同考，到西单一带散步，在黄昏充满了木樨花香的诗意中，放飞缥缈美丽的思绪。在报考填志愿阶段，季羡林更是尽显潇洒，别的同学都报了七八所大学，而他独独只报了北大与清华。结果两所名校同时录取了他，羡煞多少人。据说当年北大的试题，堪称命葩。北大国文试题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与一般的国文试题大相迥异。英文试题的汉译英，也让考生大跌眼镜，竟要求译李后主的《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凭着平日扎实的功底，季羡林把硬骨头当成小菜吃了下去。最终，季羡林选择了清华大学。

誉满全球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创业老板唐·道格拉斯，非常希望东方航空公司能购买他制造的首架喷气式飞机，因此去拜访东方航空的总裁雷肯巴克。雷肯巴克告诉他：他的飞机可以同波音707抗衡，可这两种飞机的噪声都太大，假如道格拉斯能保证降低噪声，就可以取得订购合同。这笔生意对道格拉斯来说相当重要，假如他能签约，他就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反之，他或许就从此在行业内消失了。道格拉斯同工程师经过一番认真讨论后，再次去见雷肯巴克，头一句话就是：“老实说，我不能确保把噪声降低。”“我也不能，”雷肯巴克说，“但我希望知道的是，你是不是对我诚实无欺。”最终，道格拉斯得到了1.65亿美元的订单。

一次马云接受记者采访，有记者提问：“据我所知，早在几年前的亚洲互联网大会上，有数据显示某网站与您的网站在一场大的竞争中只差了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时运恰当，说不定您现在已被取而代之了呢？”面对如此尖锐的提问，全场顿时安静下来。马云笑了笑，不谎不忙地说：“考试中学神考了100分，学霸考了98分，你认为他们的差距是多少？”马云顿了顿，环视全场后继续说：“是两分吗？不，他们的差距绝不仅仅是两分。学霸的98分是他本身的实力只有这么多，而学神的100分是因为试卷只有100分。所以他们的比较其实是在试卷之外。”

196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梅达沃还在牛津大学上学时，在论文通过以后，决定不申请博士学位。理由是牛津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值不了多少钱，获得它的花费和切除阑尾的医药费相当。“我当时恰巧得了阑尾炎，两头不能兼顾。”在晚年的自传里，这个196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写道。梅达沃在1953年将自己在9年前的有关“获得性免疫耐受性”的发现写成了一篇短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尽管很多人认为器官移植难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但面对梅达沃的发现，他们不得不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看到周围的事情正因为自己的发现而改变，梅达沃激动不已。最令他激动的事情，发生在1960年10月的一个早上。梅达沃在阅读《泰晤士报》时，发现自己将与伯内特一起分享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理由是“获得性免疫耐受性的发现”。这个举世瞩目的奖励，也为这个当年拒绝博士学位的人，带来了20多顶荣誉博士的帽子。其中包括牛津、剑桥和哈佛等著名大学。在英国赫尔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时，其副校长邀请梅达沃作一个“三言两语”的发言，却被拒绝了。

毕加索从小就很有艺术天赋，他会做惟妙惟肖的剪纸，还创作了许多惊人的绘画作品。左邻右舍都称叹不已，称他为天才。然而，这个“天才”却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上课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听课时他不是漫无边际地幻想，就是看着窗外的大树和鸟儿。毕加索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作为坏学生，在学校关禁闭已成了毕加索的家常便饭，禁闭室里只有板凳和空空的墙壁，可是毕加索却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带上一叠纸，在那里自由地绘画。有了父亲的支持，毕加索每天都沉浸在想象的天地里，虽然功课不好，但他却在绘画的天地里找到了快乐。

当一个人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机会就真的来了。1991年，安徽省气象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名临时气象播报员。气象播报员虽然只有短短3分钟的出镜时间，而且还是一个每月只拿200元劳务费的临时工，但赵普还是决定试一试。当他向气象台主管人事的领导递上自己的简历时，那位领导只是草草地扫了一眼，便丢还给他，面无表情地说：“招聘对象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看到对方如此怠慢，赵普心里难过极了，但是他不甘心就这样错过机会。于是，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诚恳地说：“虽然我没上过大学，但我学习了很长时间的主持艺术，恳请您给我一次机会。”经过赵普的再三请求，那位领导听赵普的确吐字清晰准确，最终同意让他试一试。结果出乎意料，赵普的综合素质竟远远超过其他竞争者，应聘成功了。

2014年11月2日，在清华大学2014年本科生特等奖学金答辩会上，电子工程系的韩衍隽展示的成绩单震惊四座，赢得一阵掌声：20门学科，除了1门98分、4门99分之外，其他学科都是满分。这份成绩单被传到网上后引起轰动，人民日报官微一天三次点赞转发，网友们纷纷“给跪了”，戏称“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玩手机”。今年20周岁的韩衍隽已经大四，并向斯坦福大学提交了申请，想在自己热爱的电子工程领域继续深造。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给他这样的评价：衍隽已经超出了至今为止我对斯坦福大学里最优秀的高年级博士生的预期。而韩衍隽本人则把自己的大四称为“博士零年级”。他的志向是：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努力成为钱学森先生所描述的大师级人才，通过基础研究探索人类认知的极限，并将理论用以实践来解决人类文明与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

今年64岁的吕涛是四川大学数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他告诉记者，1958年从成都七中毕业后，他就没有再上过任何大学，直到现在，他的最高学历文凭就是高中毕业证书，但他的学生中不少已经成了大学教授。吕教授反复对学生们讲：要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珍爱自己的兴趣。他说，自己能默默在数学领域耕耘，靠的是自己的兴趣。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做习题、整理资料时，根本没有一点功利的念头。“如果是想成名，想利益，可能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吕教授说，当年的很多同学由于生活的重压，就放弃了自己的爱好，他感到非常惋惜。

有这么一则笑话：毕业典礼上，校长宣布全年级第一名的同学上台领奖，可连续叫了好几声后，那位学生才慢慢地走上台。事后，老师问那学生说：“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还是没听清楚？”学生答：“不，我只是怕其它同学没听清楚。”笑过之后，问题就来了：学习就是为了“一朝闻名天下知”吗？为名次而学习的背后，体现了当前教育多么短浅的目光啊！直到哪一天，学校不再为“第一名”颁奖，学生不再以“第一名”作为唯一的荣誉，那才是中国教育真正发展之时。

华罗庚在国外留学时，由于出众的才华和取得的成果，被破格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但他认为博士学位研究范围窄，而访问学者可攻读七八门分支学科，所以放弃了这次机会。

赫蒙是美国著名的矿冶工程师，毕业于耶鲁大学，又在德国的佛莱堡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可是当赫蒙带齐了所有的文凭去找美国西部的大矿主赫斯特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那位大矿主是个脾气古怪又很固执的人，他自己没有文凭，所以就不相信有文凭的人，更不喜欢那些文质彬彬又专爱讲理论的工程师。当赫蒙前去应聘递上文凭时，满以为老板会乐不可支，没想到赫斯特很不礼貌地对赫蒙说：“我之所以不想用你就是因为你曾经是德国佛莱堡大学的硕士，你的脑子里装满了一大堆没有用的理论，我可不需要什么文绉绉的工程师。”聪明的赫蒙听了不但没有生气，相反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假如你答应不告诉我父亲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赫斯特表示同意，于是赫蒙对赫斯特小声说：“其实我在德国的佛莱堡并没有学到什么，那三年就好像是稀里糊涂地混过来一样。”想不到赫斯特听了笑嘻嘻地说：“好，那明天你就来上班吧。”就这样，赫蒙运用了必要时以退为进的策略，轻易地在一个非常顽固的人面前通过了面试。

炎热的夏天，在英国一大型教堂里，牧师正在那里布道，但由于长时间的布道和闷热的原因，许多教徒开始变得昏昏欲睡。可是，有一位绅士，他看上去却精神抖擞。他腰背挺直，正专注地坐在那里听着牧师讲道。出了教堂，有人向这位绅士问道：“先生，每个人都在打瞌睡，为什么你还能听得那么认真呢？”绅士微笑着说：“老实说，听这样的讲道，我也很想打瞌睡。可我忽然想到，我何不把它用来试试自己的耐性呢？事实证明，我的耐性非常好。我想，以这种耐心去面对工作中的各种困难，还有什么不能解决呢？”知道这位绅士是谁吗？他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曾听过这样一句话：世上没有绝对不好的事情，只有绝对不好心态的人。想来也的确如此，想想一些连自己心态都调整不好的人，他们又怎么能处理好比这心态更为复杂的事情呢！

重庆市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了2万左右，大部分弃考的是农村考生。教育专家指出，严峻的就业形势，上完大学找不到好工作的现状，使“读书无用”的思想在农村蔓延。农村孩子的家庭条件大多不好，大学四年的费用数额庞大，难以承担。因此，他们选择放弃高考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读书只是为了上大学吗？上大学只是为了找工作吗？只有打破“学历社会”的怪圈，凸显读书本身的价值，才能改变“找不到工作，何必读书”的错误观点。 学生理应有多元的选择，但多元选择并不等于“读书无用”，读书在任何岗位都是基础，无论现实如何牵绊人们的选择，“读书无用论”永远是无稽之谈。

阿尔方斯·拉夫伦是法国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他在阿尔及利亚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了导致疟疾病的疟原虫。他撰写的一系列论著，为人类探讨细菌、寄生虫和传染病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拉夫伦小时候就立下了医学方面的志向，家里没有足够的能力供他学医，他只好半工半读，在医学院的实验室做工。利用这个机会，拉夫伦开始了“侦察”活动。每逢医生们要做大手术或进行病案讨论时，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来，静静地站在一旁，仔细地把医生们治病的程序和处方偷偷记下来。后来，由于他的成绩优秀，见识独特，终于成为医学院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学历不够而被特准入学的高材生。经过医学院的专业学习，拉夫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并成为医学领域的拓荒者，为人类医学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