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7日，丘吉尔以战时首相的身份，向整个英国宣布了战争胜利的消息。数日后，战时内阁解散，英国国内生活恢复到和平时期的样子，新一届大选即将开始。在两个月后的大选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领导战时英国经历血雨腥风走到最后胜利的丘吉尔输了。对此，丘吉尔引用古罗马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本民族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成熟的标志。”

研究发现，面对一个模糊的描述，人们往往会将它与自己的情况对号入座。这种倾向叫作“福勒效应”，产生的原因被认为是“主现验证”的作用。心理学家认为，“富勒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对占星术、塔罗牌、心理测试游戏等信以为真。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柏拉图和老师苏格拉底一起在一片幽静的树林里散步。柏拉图对老师说：“东格拉底这人很不好！”苏格拉底问：“为什么这么说？”柏拉图说：“他经常挑剔您的学说，并且不喜欢您的扁鼻子。”苏格拉底笑了笑，缓缓地说：“可我倒觉得他这人很不错。”柏拉图很迷惑地问：“您怎么会这样认为呢？”苏格拉底说：“他对他的母亲很孝顺，照顾得非常周到；他对他的老师十分尊敬，从来没有对老师有不恭敬的行为；他对朋友很真诚，常常当面指出别人的缺点，帮忙改正；他对孩子很友善，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做游戏；他对穷人非常富有同情心，我曾经亲眼看见他搜出身上最后一个铜板，放进了乞丐的帽子里……”“但是，他对您不那么尊敬！”柏拉图说。“孩子，问题就在这里，”苏格拉底抚摸着柏拉图的肩头，慈爱地说，“一个人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看待别人，常常会把人看错。所以，我看人，从来不看他对我如何，而看他对待别人如何。”

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曾出任执政官，他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这个见解成为西方政治学著名定律之一，即“塔西佗陷阱”。也就是说：一旦公信力丧失，无论你说真话假话，干好事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干坏事。

从前，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孩子偷的，就暗暗地注意那个孩子。他看那个孩子走路的姿势，象是偷了斧子的样子；他观察那个孩子的神色，也象是偷了斧子的样子；他听那个孩子说话的语气，更象是偷了斧子的样子。总之，在他的眼睛里，那个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偷斧子的。 过了几天，他在刨土坑的时候，找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他自己遗忘在土坑里了。从此以后，他再看邻居家那个孩子，一举一动丝毫也不像偷过斧子的样子了。 主观成见是认识客观真理的障碍，当我们以成见去观察世界时，必然歪曲客观事物的原貌。

忽必烈问马可：“回到西方后，你还会把讲给我的故事再讲给你们那里的人听吗？”“我讲啊，”马可回答，“但是听的人只记着他希望听到的东西。你以慈悲侧耳倾听我描述的是一个世界；我回家后，第二天在搬运工和贡多拉船夫中流传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我晚年如果成了热那亚海盗的俘虏，跟一位传奇小说家同囚一室，口述一次，那又将是另外一个世界。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

美国石油大亨保罗·盖蒂曾经是个大烟鬼，烟抽得很凶。有一次，他度假开车经过法国，天降大雨，开了几小时车后，他在一个小城的旅馆过夜。吃过晚饭，疲惫的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清晨两点钟，盖蒂醒来。他想抽一根烟。打开灯，他自然伸手去抓睡前放在桌上的烟盒，不料里头却是空的。他下了床，搜寻衣服口袋，毫无所获，他又搜索行李，希望能发现他无意中留下的一包烟，结果又失望了。这时候，旅馆的餐厅、酒吧早关门了，他唯一希望得到香烟的办法是穿上衣服，走出去，到几条街外的火车站去买，因为他的汽车停在距旅馆有一段距离的车房里。越是没有烟，想抽的欲望就越大，有烟瘾的人大概都有这种体验。盖蒂脱下睡衣，穿好了出门的衣服，在伸手去拿雨衣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他问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盖蒂站在那儿寻思，一个所谓知识分子，而且相当成功的商人，一个自以为有足够理智对别人下命令的人，竟要在三更半夜离开旅馆，冒着大雨走过几条街，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支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这个习惯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没多会儿，盖蒂下定了决心，把那个空烟盒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脱下衣服换上睡衣回到了床上，带着一种解脱甚至是胜利的感觉，几分钟就进入了梦乡。从此以后，保罗·盖蒂再也没有拿过香烟，当然他的事业越做越大，成为世界顶尖富豪之一。

韩国《中央日报》曾发放了7万份调查表，想知道本国公民最讨厌哪个国家。结果显示，半数以上韩国人最讨厌日本，其次是中国，排在第三位的是同胞朝鲜。但韩国人在讨厌的情绪之外却有难能可贵的地方，他们一面讨厌日本，一面又将日本列为“最应该学习的国家”；一面抗议美国在韩驻军，一面又认为它是仅次于日本的学习对象。 这一现象在欧美同样存在，天性乐观的巴西人不满意美国人自以为是；德国人觉得法国人只会夸夸其谈。每到一处，都可以听到当地国民对他国的不满。但饶有意味的是，巴西交通道路设计正是参考了美国公交系统的设置，才缓解了国家的道路运输压力；德国人做再生能源计划，融资办法是从法兰西银行的理财产品中得到的启示。

1791年的圣诞节，好久没有回家的道尔顿，买了一双长袜，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母亲。当道尔顿亲手把礼物放在母亲的手中时，母亲有些踌躇了。道尔顿忙问：“您不喜欢吗？”“不，这袜子的质量很好，只是颜色太鲜艳了。”母亲不好意思地说。道尔顿诧异了。这明明是一双灰色的袜子，母亲为何说鲜艳呢？于是他再次向母亲解释：“现在像您这样年龄的人，都穿这种蓝灰色的袜子，它根本也不鲜艳呀！”母亲有点生气了，她抬高嗓音说道：“这颜色鲜艳得像樱桃一样红，你怎么说是灰色的呢？”道尔顿感到十分奇怪。但他马上意识到了，可能是自己的眼睛或母亲的眼睛出了问题。为了证实自己的预感，他又叫来了弟弟，可是弟弟也说长袜是蓝灰色的。此时，道尔顿并没有马上下结论，而是又找来了几个朋友，朋友确认的颜色却与母亲的一样。“这就奇怪了，难道是我和弟弟的眼晴有问题？”道尔顿陷入了沉思。经过多次试验，他证明自己和弟弟对鲜艳的粉红色，毫无感觉。他们从出生以来，就不知道熟透了的樱桃是这样的颜色。由此，道尔顿开始了这个问题的研究。1794年，他出版了《关于各种颜色显现程度的反常事例》，开创了人们对色盲问题研究的新领域。

—次鸡尾酒会上，主持人宣布拍卖一张千元大钞，大家以50元为单位互相竞价，出价最高和第二高的两人，都要如数付给他所开的价钱，但只有前者获得这张钞票。接下来，大家开始此起彼伏地竞价。当价钱抬高到500元时，只剩三四个人在竞价，最后，只剩下甲乙两人相持不下。当甲喊出“950元”时，乙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1050元。”会场里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主持人转而得意地看着甲，等待他加价，或者退出。甲咬一咬牙，说：“2050元？”人群里出现更大的骚动。此时，只见乙摆摆手，表示退出这个“疯狂的拍卖”。结果，甲付出2050元买到那张千元钞票，而乙则平白付出1050元？两人“平分秋色”，各自损失的1050元都入了主持人的荷包。这就是著名的游戏“苏必克陷阱”，它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苏必克发明的。

1941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率领由大学生组成的“川康科学考察团”赴凉山彝区考察。这天，他们正赶路之时，一个学生突然急匆匆地跑过来，神色慌张地对曾昭抡说曾先生，不好了，彝族的几个同胞要来把我们掳去当‘娃子’（奴隶）了。”这个学生话音一落，其他学生立刻紧张起来，只有曾昭抡教授仍气定神闲。“曾先生，你不相信我的话吗？”这个学生疑惑地反问，“你为什么不赶快采取措施呀？”曾昭抡心平气和地问：“刚才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几个彝族同胞手里拿着刀聚在一起，一定是在商量怎样抓住我们。”学生回答。曾昭抡敛了神色，认真地说：“只说你看到的，别把你的猜测加进去。”学生愣了片刻，顿时羞愧地低下了头。后来，他们才知道，那几个彝族同胞拿着刀只是在商量如何对付一头野猪，丝毫没有伤害他们的打算，这之后，学生们不由得对曾先生更加敬佩起来，“只说你看到的”也成为他们交际中的行为准则。

近来舆论空间中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叫“反转新闻”。面对一条新闻，舆论的态度迅速发生着逆转，而且往往只在瞬间。比如近来厦大校长被本校一副教授炮轰“食堂耍特权”：教工食堂在饭点常常无好菜可吃，而校长出现时服务员马上端出丰盛菜肴。借此批评校长身上的官气和学校的行政化。因为是教师批评校长，而且是批评大家深恶痛绝的官本位和行政化，舆论一开始条件反射般站在教师那边。随后，校长指责举报不实，称那位副教授被举报学术不端正在接受调查，于是，不少人又迅速转移炮口，将矛头指向了那位副教授。类似的“新闻反转剧”很多，究其原因，是人们易将人和事“标签化”。 在复杂、多变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这就是罐头思维。标签，其实也是一个罐头，它免除了一些人的思考，却在简化和扭曲事实中误导了受众。

有一次，苏格拉底在街上行走，有人用棍子打他的背，痛得他无法站立而蹲下去，但很快的，他又若无其事的站起来。目睹整个经过的旁人，看见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好奇的问他：你挨打，为什么不还手？苏格拉底微笑地回答：当一只发野性的驴踢你时，你会还它一脚吗？

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有一次在图书馆阅读，书中内容勾起她对孩子的思念，于是提起笔写下来。而且愈写愈难压抑思子的情怀，竟然泪如泉涌，就这样一字一泪将作品完成，然后随手装入信封寄给报馆。但是回到家她又后悔了，想自己那么冲动之下的作品，一定十分肉麻，会引人笑话。未料作品发表之后，竟然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深受感动。 写文章的人都有经验，当情感洋溢的时候，常下笔万言不能自已。但是心情冷静之后，再看写好的作品，又觉得当时太冲动。至于情感奔放时如果压住不写，等到后来再提笔，则可能已经失去了感觉。如何把握情感，适时而发，适时而写，实在是件难事。 我认为，写抒情文时，必须将感情充分发挥；作论说文，则当加以收束。因为情感奔放时，能使我们将心中的一切，毫无阻碍地倾吐出来，文辞不见得华美，文法也不一定周到，却能获得最诚挚感人的作品。至于写论说文，如果一时冲动，只求畅快地发挥而忽略了细细的推敲，又容易失之偏颇。必须冷静思考之后，才能写出最佳的作品。发乎至诚的作品是真挚，强说愁的作品是造作；客观的论理常公正，主观的论理常独断。属于至情的文章可以立即发表，关乎论理的文章，则应该再三省思之后才岀手。

齐景公的爱妾婴子死了，齐景公守丧，三天不吃饭，坐在那里不离开，左右群臣多次劝说，不听。晏婴进来说：“外面来了一个术士和一个医生都说：‘听说婴子病死了，他们愿来救人。’”齐景公听了大喜，马上就起来了，说：“她的病可以治好吗？”晏婴说：“这是客人说的，他一定是良医，请他试试吧。但是他们来救人时得请君离开这里，好好地去洗浴吃饭，他们还要在这里求鬼降神。”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就说：“好吧，我马上离开。”趁齐景公离开去沐浴吃饭之际，晏婴下令让棺人马上把死人入殓，入殓之后，他又对齐景公说：“医生治不了她的病，我们已经把她入殓，不敢不告诉您。”齐景公听了很不高兴，知道晏婴在这件事上骗了他，就说：“您以医生看病为由让我离开，然后把死人入殓又不告诉我。我这个当国君的，已经有名无实了。”晏婴说：“您难道不知道死人不能复生吗？我听说，君王臣从叫作顺，君僻臣从叫作逆。今日君不顺而行逆，对贤人礼遇很薄，对嬖妾却悲之甚哀。人死尸朽还想让她复生，哀伤害性，已经有失为君之道了。诸侯宾客听说您这样都不愿意出使我国，本朝大臣看到您这样也羞于当官。按照您的这种行为作事，不能引导好人民；顺从您的欲望，也不能保住国家。您这样是不对的。”齐景公说：“我不明白这些，请告诉我怎么做吧。”晏婴说：“国家的士大夫，诸侯四邻的宾客，都在外面等着见您，您要哭而节哀。”齐景公因为死了爱妾而悲伤过度，失去了应该把持的理智，在这种场合，用正常的办法来劝他显然不行，因此充满智慧的晏子又采用了另一种“骗”的方法，先谎说医生可以使死人复生，哄骗齐景公离开，把死人入殓，然后去劝说他。这种方式虽然不够“诚实”，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却不失为一个最佳的方法，从这件事中最能看出晏子随机应变的能力。

一只老鼠在佛塔顶上安了家。佛塔里的生活棒极了，它既可以随意穿越，又可以享受到丰富的供品。人们不敢正视的佛像，它可以自由休闲。每当善男信女们烧香叩头的时候，这只老鼠总是心中暗笑：“可笑的人类，膝盖竟然这样柔软，说跪就跪下了！” 直到一天，一只饿极了的野猫闯了进来，它一把将老鼠抓住。“你不能吃我！你应该向我跪拜！我代表着佛！”这位高贵的俘虏抗议道。“人们向你跪拜，只是因为你所占的位置，不是因为你！”野猫一口就把它吞了。 不要依据自己的位置来判断自己是谁。这样，有时会妄自菲薄，有时会忘乎所以。

法国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是比较解剖学的奠基人，对古生物学也很有研究。一天，他的学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当时，居维叶正在工作室里忙于实验。突然，门被两只犄角顶了开来。一个怪兽随后冲了进来，张着血盆大口，獠牙又尖又长。居维叶听到声响，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做事了。事后，学生们好奇地问道：“先生，您怎么一点也不害怕？”“这很简单，因为所有带蹄子的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他笑笑说。

格洛丽亚·斯坦姆，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者兼作家。学生时代，在一次地理考察中，她上了人生中重要的一课。在史密斯大学演讲时，斯坦姆和听众分享了那次的经历：在考察中，在蜿蜒的康涅狄格河畔，我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乌龟，它趴在一段路的护堤上，它显然是从河里爬出来的，经过一段土路才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它还在继续前进，随时有被汽车压死的危险。同是地球上的生物，我觉得是责无旁贷的。于是我走上前，连拉带拽，最后总算把这只大乌龟从路障上带回岸边。这期间，它不断愤怒地想咬我一口。当我正要把乌龟推回河里时，地理学教授走了过来，并对我说：“你知道，为了在路边的泥里产卵，那只乌龟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爬上公路，结果你要把它推回河里！”我当时懊恼极了。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发现那次经历是我人生中生动的一课。它时刻提醒我不要犯主观臆断的错误。不管你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在做事关“乌龟”决断时，都不要忘记先听听“乌龟”自己的意见。

李开复在他的书中这么说道：不少网友很容易相信一些明显不合逻辑的网上谣传。例如，有网友对我说：“甲骨文公司总裁告诉大学毕业生，因为他和比尔·盖茨都是在大学没有毕业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所以，大学的学习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这样的谣传显然是不合逻辑的，甲骨文的总裁不会说出如此幼稚的话，也不能仅从两个人的例子就得出大学无用的结论。人的成功有很多因素，大学绝对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因素——二者之间也许没有100%的因果性，但一定存在某种概率学方面的紧密联系。我们应该客观、科学地看问题，不能从一两个例子倣结论。读大学的人绝对有更大的机会取得成功。《隔壁的百万富翁》一书中的数据告诉我们，在美国有25%的人大学毕业，而美国最成功的人里有90%是大学毕业的，所以读过大学的25%的人在成功者中占有90%的比例，而没有读大学的75%的人反而要去竞争那10%的成功几率——难道这样的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为了避免轻信这种不合逻辑的推论，建议大家多学一些逻辑学、概率论的知识。除了课程之外，我相信有些强调逻辑思雄的游戏也可以有所帮助，例如桥牌、象棋、围棋甚至猜谜游戏等。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将心理学的知识引人经济学，并因此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得出的结论看上去颇为荒谬，甚至违反直觉。1996年，卡尼曼做了一个最为有名的实验，他研究了682名做结肠镜检查的患者。他将病人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病人的结肠镜检查稍做延长，即检查结束后，先不抽出管子，而是静静地放一会儿，这时候病人会感到不舒服，但已没什么大痛。做延长检查的病人（不管开始阶段有多么痛苦）事后都反应不错，觉得下次选择还是要选结肠镜而不是钡餐和X光。而那些没有延长检查时间的病人下来后则大叫：“真像下地狱啊。”卡尼曼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在评价某种经验时，有一个时间长短的因素。也就是说，最后阶段的痛苦（或欣悦）程度决定了我们对整个事件的记忆与评价。这对我们预期某种决策以及每天利用这一‘捷径’做出上百个决定极为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