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郎咸平顺利地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那是台湾最好的经济学家摇篮，台湾财经界人物大部分来自那里。直到那时候，我爸爸在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生的。“我这个爸爸的反应也稍微慢了一点，10年以后才搞清楚儿子初中在干什么。”郎咸平说。研究所第二年，郎咸平的同学郑家钟在《工商时报》做记者，他把郎咸平也介绍到了报社当金融记者。“当记者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年轻的记者，才23岁。”他前前后后做了两年记者。之后，郎咸平开始考虑跳槽转业，但是台湾职场似乎跟他较上了劲，他始终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我只有考虑出国留学了。”他说。他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作了回应，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郎咸平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得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这所惟一接受郎咸平的学校，竟然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不知道是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去是不去？还有两万美金的学费。此次郎咸平最终成行，完全是母亲的决定。“我的母亲对儿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妈妈把它卖了两万美金，准备给我出国交学费用。”

奥普拉·温弗莉，黑人，女性，体重90公斤，出身贫民区；父母是一对未婚的年轻人，母亲生下她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寄宿在亲戚家的她被虐待，甚至留下了一生的伤痛。十几岁的她曾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假装被打劫的样子，偷走了母亲的钱包。她和伙伴们鬼混，抽烟、吸毒、喝酒，越陷越深，她的青春犹如在肮脏的大染缸里浸泡，母亲甚至想将她送进少管所。直到14岁，奥普拉才第一次看见父亲。她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当时也没有人愿意正眼看她。她很幸运，因为父亲几乎是唯一个没有放弃她的人。她在新的环境中改头换面了，参加了学校的戏剧俱乐部，并常在朗诵比赛中获奖。在费城举行的有1万名会员参加的校园俱乐部演讲比赛中，温弗莉凭借一篇短小精悍的演讲，赢得了1000美元的奖学金。

台湾作家林清玄当年做记者时，曾经报道过一个小偷作案手法非常细腻，他在文章的最后感叹：“像心思如此细密，手法那么灵巧，风格这样独特的小偷，又是那么斯文有气质，如果不做小偷，做任何一行都会有成就的吧！”没想到，他20年前无心写下的这句话却影响了一个青年的一生。如今，当年的小偷已经是台湾几家羊肉炉店的老板了。他诚挚地对林清玄说：“林先生打破了我生活的盲点，我想，为什么除了做小偷，我没想过做正当事呢？” 欣赏，是一种激励和引导，它能使人改邪归正，更健康地成长和进步。

你能想象，一个国家几乎所有人只穿一种式样的拖鞋吗？放眼全球，恐怕只有在韩国才能看到这种现象。如果你走在韩国的大街上，肯定会看到，无论大超市还是小商店，货架上永远有许多黑底面、印有三条白线的所谓“三线拖鞋”待售。有分析认为，“三线拖鞋”成为韩国的“国民拖鞋”，“同一化心理”起到了一定作用。换句话说，不特立独行、希望合群的心理体现在穿拖鞋上。韩国人普遍认为，穿上一模一样的拖鞋，就有种集体归属感，能产生安全感，觉得“我们都差不多”，因此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在韩国，认同感非常重要。与别人相同，你才能融入，才能得到别人认可。韩国人开口讲话喜欢说我们如何如何，把相似的人归到一个群体中。就连韩国第二大银行——有利银行，如果直译过来就是“我们银行”，这种“我们”文化跟穿同样的拖鞋一样，都是寻求认同感的一种体现。认同感让韩国人穿衣戴帽从不怕“撞衫”。相反，流行的款式或颜色可以迅速席卷整个韩国，甚至人手一件。在韩国社会里不能获得认同感的人往往被孤立，韩国有很多菲律宾和越南新娘，她们的混血孩子在学校经常会遭到孤立和歧视，甚至校园暴力。韩国是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历史上一直遭受外族侵略。要想保持国家统一，首先就要确保血统纯正，天长日久，甚至已经演化具体到众人皆穿同样的拖鞋这样的生活细节上，或许这就是韩国人执拗地寻求认同感的根源。

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已风靡世界40余年，全球总发行量累计超过千万册。1965年，马尔克斯辞去了在广告公司的工作，把所有家当——5000美元交给了妻子梅塞德斯，开始闭关写作《百年孤独》。那时，对于马尔克斯来说，每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伏案写作，接着用打字机修改、誊清。在长达18个月的写作期间，马尔克斯不知道妻子是如何筹款维持生计的。小说才写到一半时，马尔克斯交给梅塞德斯的5000美元已经花光。他们只好当了汽车，然后是当首饰、当电视机、当收音机，好不容易等到文稿杀青，马尔克斯和妻子来到邮局，准备把《百年孤独》的纸质稿寄到阿根廷的一家出版社。700页的书稿被称完重置后，他们被告知需要83比索的邮费。山穷水尽的马尔克斯当时只有45比索。夫妻俩不得已只能先邮寄一部分书稿，谁知仓促中寄出的居然是后半部分。最后，梅塞德斯又把仅剩的家当——自己吹头发的吹风机以及为孩子们榨果汁的榨汁机典当后，才换回50比索，用以支付邮寄剩下半部书稿所需的38比索费用。《百年孤独》出版后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首印8000册不到两星期就被抢购一空。评论家说它完全可以和西班牙古典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相媲美，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制”。这部作品为马尔克斯赢得了“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称号。

本杰明·韦斯特的家庭很清苦，7岁那年，他在照顾熟睡的妹妹时，被婴儿的美丽吸引住了，便用手在扇子上比划着。“你想画下宝宝的脸吗？”妈妈微笑着问。“我不会，我画不出。”本杰明说。“你不画怎么知道呢？你试试。”本杰明拿出一张纸，打开墨水瓶，画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的脸上、衣服上都沾了墨水，桌子上也一片狼藉。他担心母亲看到这个脏乱的局面时可能要破口大骂。哪知母亲走过来搂着本杰明的脖子，亲吻他说：“天哪，这简直就是小萨莉的照片啊！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妈妈的一句鼓励可能成就孩子的一生，一句不负责任的批评也可能毁了孩子的一生。家长的言行不能不慎啊！

1822年，几位评论家读到了一个叫《阿芙索尔》的剧本，这是一个冒失的年轻人送来的。剧本韵律不齐，有许多语法错误——当然，作者毫无修养是有目共睹的。不过且慢，这其中有许多火花真实地、生动地闪烁着，也许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家伙可以给戏剧界带来点清澈的东西。于是剧本的作者，汉斯·安徒生被送进拉丁文学校深造，国家顾问古林先生为他申请了一笔皇家公费以支付用度。

那时候，萧伯纳的经济情况极为窘困，甚至连寄原稿到出版社的邮费都不够。从他立志要以文笔维生开始的9年间，因文稿而获得的收入一共只有30元，平均一天只有一便士而已。他所穿的每件衣服几乎都有好几处破洞，连裤子及鞋子也都是破烂不堪，走在伦敦街上时，为了遮掩这些破洞真是煞费苦心。但在饮食方面倒不成问题，因为母亲会到面包店或杂货店赊账购买食物，为儿子解决民生问题。在他写小说而无收入的9年期间，曾因帮某位律师写有关成药的文件，而获得25元，又因担任选举时的投票数计算员，获得5元收入。以这种状态要维持起码的生活都成问题，更遑论担负一家人的生活费用了，所以他虽身为一家之主，却对家中的困难境况束手无策，而需由家人设法解决。他自己就曾坦率地说：“我丝毫未曾为家人牺牲过，牺牲的是我的母亲。”

严冬的清晨马路上，一个仅穿着背心、短裤的长跑者正艰难前行。路旁车牌下，两个穿着厚重的上班族在寒风中缩颈跺脚，小声议论道：“瞧这长跑的，这样的早晨不躺在温暖的被窝里享福，情愿吃这份苦，真傻！”长跑者与另一位长跑者相遇，说道：“你看到那两个等车的吗？我天天见他们在那里乘车上班，其实才三站路。他们情愿忍冻等车，而不想跑着去，顺便出出汗、锻炼下身体，真傻！”后者颔首称是。 长跑者、等车者都从与对方的比较中享受到了做聪明人的乐趣。我们爱做比较，目的无非是寻找优越感，但标准往往不一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过适合自己的生活，何须与他人比较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风浪中团结战斗，在科学研究中相互切磋，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彼此激励，共同奋战了40个春秋。他们各自都为自己有志同道合的战友而自豪。 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和我相交40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他给我的教益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马克思说：“我们之间存在的友谊是何等的珍贵！”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有可能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研究，心甘情愿作出牺牲，从事自己最不愿干的“该死的生意”，把挣来的钱负担马克思一家的生活。 “道不同不相为谋”，志同道合是友谊的坚实基础。

18世纪，索非·热尔曼在一本名为《数学的历史》的书中看到，年近80岁的阿基米德因为专注地研究沙堆上的一个几何图形，疏忽了罗马士兵的问话，结果被长矛戳死。她想，能令人痴迷到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问题，必定是世界上最迷人的问题了。从那以后，15岁的索非·热尔曼对数学着了迷。可那时，学术界不鼓励女性研究数学。邻居男生勒布朗，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大数学家拉格朗日的学生，因为学业艰难中途辍学了。索非·热尔曼灵机一动，乔扮男装进入学校，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勒布朗。一切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当拉格朗日发现，他想要单独会见的才华横溢的“勒布朗先生”竟然是个女孩时，不由得大吃一惊。索非·热尔曼红着脸，紧张得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她恳切地道歉，然后鼓起勇气说：“难道您也认为女性研究数学会受到神的惩罚吗？”拉格朗日大笑起来，他说：“不，我是在想，怎样才能说服校长，让你以真正的女孩身份来学习！”后来，拉格朗日不仅成为热尔曼的导师，还成为她的忘年交。在数学家们的帮助下，热尔曼写出了杰出论文《弹性振动研究》，奠定了现代弹性理论的基础。

英国资深保守党成员斯派塞爵士的新书《斯派塞日记》从3月26日开始在《每日电讯报》上连载，这本书中透露了撒切尔夫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私人观点，包括马岛战争、伯明翰炸弹事件以及1990年在党内竞选中失利等。书中写道，1990年11月份辞职后，撒切尔夫人对保守党大失所望，并于1991年2月份告诉斯派塞爵士，她讨厌去下议院。1995年4月份，撒切尔夫人又在与斯派塞会面时说，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她将不再从政，因为她的家庭已经为她的从政之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据悉，在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中，丈夫丹尼斯始终支持她。然而丹尼斯2003年去世后，她与子女的关系似乎并不融洽。尽管撒切尔夫人年老体衰，她的儿子马克四到六个星期才会探望一次母亲，女儿卡罗尔有时候连续数月都不去看她。

有一年的中秋节，一城市的民俗文化村正进行空中飞人的表演。皎洁明亮的月光下，男艺人双脚缠住空中索架，头朝下倒悬于空中，嘴里咬着一段绳子，绳子的另一头连在女艺人的身上，这样，他们在空中连成了一体。女艺人没有别的支撑，仅靠一绳相联于对方，然后他们同时伸开双手，在空中展成一双飞燕，不停旋转着——那一刻扣人心弦。一绳相系，生死相依，把自己交给对方，让自己承受对方，彼此的信任，共同成就了月光下的一对飞人。 能把生命放在对方手里，是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美国大文豪霍桑未成名前是个海关的小职员。有一天，他垂头丧气地回家对太太说，他被炒鱿鱼了。他太太苏菲听了，不但没有显示出不满的表情，反而兴奋地叫道：“这样你就可以专心写书了。”“是呀，”霍桑一脸苦笑地答道，“我光写书不干活，我们靠什么吃饭呀？”苏菲打开抽屉，拿出一叠为数不少的钞票：“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写出一部名著，所以每个星期我都把家庭费用省一点下来，现在这些钱足够我们活一年了。” 霍桑十分感动，有了太太在精神与经济上的支持，他终于完成了文学巨著《红字》。 夫妻之间的真情莫过于相互鼓励、相互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