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戏剧的杰出代表、挪威著名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诞辰。易卜生代表作有《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其中，《玩偶之家》最为著名。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易卜生有个朋友叫劳拉，初期婚姻很美满，后来丈夫得病，医生劝其去欧洲疗养，否则会危及生命。劳拉为给丈夫治病，瞒着他借了一笔钱，为推迟债期又伪造了保人的签字。丈夫病好知道真相后，大发雷霆，谴责劳拉败坏了他的名誉，并同她离了婚。易卜生根据劳拉的原型在《玩偶之家》中塑造了娜拉这个形象。娜拉深爱着丈夫，为替丈夫治病，曾冒名举债，又熬夜抄文件挣钱还债。但她丈夫（过去的银行职员，现在的银行经理）却是个虚伪自私的市侩，平时对她很好，一旦知道娜拉曾冒名借债，危及自己的名声和地位，便大骂她是“犯罪女人”，还扬言要对她进行法律制裁。后来，债主受感化，退回借据时，他又表示要永远爱娜拉。经此转变，娜拉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毅然离开了“玩偶之家”。《玩偶之家》揭露了在“幸福”、“美满”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本质。易卜生的剧作对世界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作家林斤澜写过一篇短文。说作家孙犁曾有一个出国机会，众人垂涎欲滴，但他轻易就放弃了，原因竟是：他不会打领带。其实，不会打领带只是借口，关键是孙犁没把出国当作享受。孙犁的享受是什么呢？在他写的《书衣文录》里，有这样的句子：“冬日透窗，光明在案。裁纸装书，甚适。” 有人觉得豪车别墅。锦衣玉食才算享受，有人却觉得午后一杯清茶、晒晒冬日的阳光就很美好。

作家史铁生曾写道：“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任何灾难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一个‘更’字。”从心底说出这话的人，一定吃尽了“疾病”或“便宜”的苦头，所以才把自己的“幸福底线”定得如此之低。但当他们意识到什么是真正幸福的时候，生命留给他们享受幸福的时间已经少得不能再少。许多人一生在茫茫红尘中奔走，陷在名与利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蓦然回首，才发现真正的幸福恰恰就在出发的原点，而当初他们却坚信它在更远的地方。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应该给自己的幸福画一条最低的底线，去学会从最平常的日子，最琐碎的事情里品尝幸福的滋味。

“看我平时的讲话，大家都会觉得我很骄傲。其实，我私下里属于话很少的。”褪去光环，蔡志忠不过是个普通人。一天抽两包烟，要那种带有薄荷味的；一天只吃一顿饭，一般是米饭、白菜和水果；晚上早睡，凌晨一点多起床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1989年第一次来北京到如今，永远住在同一家宾馆，同一样布鞋买14双，同一样衣服买30件，对生活保持着单纯的惯性。母亲曾对他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他记在心里，除开工作需要，他更愿意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对于外界所谓的“狂傲自大”，蔡志忠有着另外一种解释：“我从来都不是什么乖宝宝，被人摆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应该把主权交给自己。”

我和吴宗宪有过一面之缘。那是2004年电影《一石二鸟》的发布会。采访时，我问他平时都看什么书，没想到他说出来的是雷马克、莫泊桑。一个大众眼中成天搞笑的主持人，居然看这么纯文学的书？他还在一次采访中说：“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他对这么冷僻的古语都能如此熟稔，简直让人意外。前两年看到台湾《商业周刊》创办人何飞鹏的专栏，他说有次看节目。吴宗宪说，“身为艺人，就是要在高潮时享受掌声，低潮时享受人生”，他当时眼睛一亮，完全没想到吴宗宪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吴宗宪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有内涵的人。他曾说，人的一生就好像是一架飞机，升多高都无所谓，但最大的重点就是要降落得漂亮一点，慢慢降落。”他还说：“走下坡才是我人生快乐的开始。”吴宗宪为什么这么通透呢？他说，台湾主持界的前辈蒋光超曾经告诉他：“艺人界，只有谁当红，没有谁最红。一个超级巨星，也会变成明日黄花。”

清代的袁枚十分注重积累语言，他许多的好词佳句都是从村夫僧人那里得到的。有一次，在二月梅花盛开的时节，站在梅树下的一个村夫很高兴地对袁枚说：“你看，梅树有了一身花！”袁枚听了，心想：“这不是诗吗？”他便默默地记下，久久咀嚼，后来就写出了“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的名句。还有一次，一位给袁枚送行的僧人，惋惜地说：“可惜园里梅花正盛开，您带不去！”袁枚吟得：“只怜香梅千百树，不得随身带上船”的诗句，一直为人称道。

三毛满怀激情地把漫游世界的所见所闻，挥笔成篇。她写的多是真实的事情，自称其作品“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她还说过，“我并不是作家，只是一个生活的记录者。”她的作品自成风格，生活气息浓厚，感情真挚。有人评论她的作品风格是“朴实、自然、坦率、真情”。

返回地球后，随之而来的是种种摆脱不了的名誉和光环。可是，阿姆斯特朗对自己的成名并没有心理准备，认为成名是个负担，渐渐无法应付和承受。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对待他的方式与过去截然不同了。渐渐地，阿姆斯特朗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两岁的女儿死于脑瘤，最初似乎并未影响阿姆斯特朗太多，可渐渐地，后遗症显露出来，这位父亲会看着女儿过去的照片发呆。不久之后，阿姆斯特朗出任太空总署航空学协会副会长。接着，为了彻底从公众目光中隐退，阿姆斯特朗在1971年从美国宇航局退休，到辛辛那提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担任教授至1979年。阿姆斯特朗在后来甚至还在一个偏僻的乡下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农庄，开始了自己的半隐居生活。他感慨地说道：“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别人才不将我当作一名宇航员看待？”曾经有人建议阿姆斯特朗多出去走走，到各地散散心，可这个倔强的美国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我连月球都去过了，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吸引我呢？”由于工作需要，阿姆斯特朗很忙而且需要经常出差，为此根本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两个儿子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他很少参与。从月球返回之后，他的生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妻子珍妮特渐渐厌倦了这样的日子。1989年年底，珍妮特在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给他，提出离婚的要求。1994年，阿姆斯特朗与共同生活了38年的妻子珍妮特正式离婚。阿姆斯特朗回忆当时的场景，唏嘘不已：“我想挽留她，可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中，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婚姻，就像一次失败的飞行，无声地崩溃了……如果可能，我还要说，我爱妻子。我很抱歉，我们的婚姻，成为我成功的最大代价。”几年前，阿姆斯特朗再婚了。垂暮之年的他更愿意“生活在现在”，还经常驾驶滑翔机过把飞行瘾。

杨绛先生已逾百岁，生活平淡安静，琐碎而幸福。她每天做豆浆，打得非常好喝，也会做杏仁酱等精致食物。她还常和钱钟书堂弟钱钟鲁的两个孙女一起玩电动玩具，耐心讲童话故事……杨绛坚持做“八段锦”，翻阅报刊看电视，练字抄诗，读旧书。杨绛先生全身心投入到生活中的琐事，超然忘我，烦恼无从生。于琐碎中寻找幸福乐趣，忍受变享受，便是她的哲学。

昂山素季曾被缅甸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寓所中长达15年，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她的心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她的生活十分有规律，每天清晨，她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到室外散步半个小时，然后，回到室内安静地看书、听收音机，傍晚时分写日记。她阅读诗歌、散文，学习法语和日语。她爱听摇滚乐，美国摇滚乐队“感激的死者”是她最喜欢的一支摇滚乐队。她还经常在夜里独自弹奏钢琴曲。 她在狱中的“舒畅”生活被曝光后，一位记者好奇地问：“在囚禁期间，您是如何保持好心情的？”昂山素季反问：“那也是生活啊，我干吗要与生活讨价还价？”然后，她又说：“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能被囚禁，如果他的心灵不够自由。” 真正折磨人的不是冰冷的铁窗，而是人心中的烦躁、压抑、愤怒和绝望。对于被囚禁的境遇，昂山素季有着完全不同于常人的心态，她的生活一切照旧，井井有条，淡定坦然。其实这才是最有智慧、最有力量的心态。

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了，但是省吃俭用，他还是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的巴金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在反对物质拖累的斗争中，爱因斯坦对那些因携带过多的琐碎东西而使生活复杂化的人表示可怜。有一次，他提着妻子为他整理好的手提箱去伦敦，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提回来了，他说没有机会用。他穿鞋不穿袜子，为此，他曾扬扬得意地对别人说：“我发现不穿袜子能很方便地穿鞋，穿袜子容易破，为了减少我妻子洗、补袜子的麻烦，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穿袜子了。”他出门明知下雨也不带遮雨的东西，朋友要给他帽子，他笑着说：“干什么？正因为我知道要下雨，才没戴帽子，帽子还不如头发干得快。”

牛顿在生活中常常废寝忘食，曾因为对研究过于专注闹了笑话，后来被大家传为趣谈。一次，他一边读着书，一边在火炉上去煮鸡蛋。等他揭开锅想吃鸡蛋时，却发现锅里是一只怀表。还有一次，他请朋友吃饭，当饭菜准备好时，牛顿突然脑子中灵感闪现，想到一个问题，便立即进了书房，朋友等了他好久还是不见他出来，于是朋友就自己动手把那份鸡全吃了，鸡骨头留在盘子，不告而别了。等牛顿想起，出来后，见了盘子里的骨头，以为自己已经吃过了，便转身又进了内室，继续研究他的问题。

衡量生活品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于物质生活的改善，于是乎，名牌和奢侈品在一些人心目中的分量似乎愈来愈重。据统计，68.8%的受访白领愿意花钱购买奢侈品，受访白领在奢侈品上的年消费人均达到22062.8元。有白领说，自己购买奢侈品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挣面子，另有白领说称购买奢侈品只为“激励自己”。 我们不妨问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会在意名牌和奢侈品吗？金钱是衡量生活品质的唯一标准吗？作为现代人，生活品质该靠什么来支撑呢？

曾有人问李嘉诚：“君以为一生之中，最快乐的赚钱一刻是何时？”李嘉诚说：“开一爿临街小店，忙碌终日，日落打烊时，紧闭店门，在昏暗灯下与老伴一张一张数钞票。”他回答时，一脸真诚。一旁聆听之人也无不动容，纷纷点头称是。

弘一法师是近代中国的得道高僧。1924年，正值兵荒马乱时，他修道于宁波七塔寺。他的挚友夏丐尊邀他到白马湖小住，他所带的铺盖只是一床破席，衲衣为枕，洗脸的毛巾虽破旧但洁白。夏先生要替他换掉这些所携之物，弘一婉言拒绝。他平淡地说：“还可以用，不必换了。”夏先生带来的饭菜，咸了些。他又微笑着说：“这样蛮好的，咸有咸的滋味嘛！”夏先生说：“你在这里安心住好了，每天我会差人送饭来的。”“不必了，出家人化缘是本分。”弘一法师还是婉拒。后来，夏丐尊先生说起弘一法师，总是赞叹不已。“在他心中，凡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宝，很是珍惜。小旅店、大统舱、破席子、旧毛巾；白菜也好，萝卜也好；走路也好，木屐也好；他都觉得好得不得了。人家说，这太苦了，他却说这是一种享受。”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菲尔画了一幅玛利亚抱着圣子耶稣的画像，在她的右下方是个老人，左下方是个使女。可是正下方有一大片空白，正在想该补些什么．这时他从画室窗口看到附近面包店窗口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四五岁左右托腮，仰望云天，对他弟弟说话，小的一个头靠在两臂上，也望着天空，在听他哥哥说话。拉菲尔觉得很美，就把他们画在画的下方，再加上翅膀，就成了两个天使。

现年91岁、退休25年的英国老翁伯蒂·格拉德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活到老，学到老”的说法，他于2013年3月获得了自己的第三个学位——英国白金汉大学的军事情报硕士学位。 格拉德温学习时孜孜不倦，但他的求学路并非一帆风顺。初岁时，他被老师安排到“非重点班级”，继而失去了学习兴趣，离开学校闯荡社会。60多岁时，格拉德温萌发了回到大学继续学习的想法。于是，这位充满活力的老翁把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他和那些20多岁的研究生一起，听学术讲座、参加研讨会，惜时如金。意志坚强的格拉德温创造了受英国高等教育的最年长学生的纪录。他说，自己还在考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格拉德温说：“能一辈子坚持学习，这个过程更令人享受，这是我的荣幸，他还表示，上大学完全改变了他对年轻人的态度，自己也能向年轻人展示老年人“其实也没那么糟糕”。

“微”本指小、细、轻、少、弱等，如今成了一个时尚语素，生活中出现了一批以“微”命名的新事物，如微博、微信、微新闻、微电影等。“微XX”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