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是英国著名诗人，他把读者分为四类：第一类好比计时的沙漏，知识注进去又漏出来，一点儿痕迹也没留下；第二类好比海绵，什么都吸收，挤一挤，流出的东西原封不变，甚至还脏了些；第三类像滤豆浆的布袋，豆浆都流掉了，只剩下豆渣；第四类像宝石矿上的苦工，把矿渣甩在一旁，只拣那些纯净的宝石。

爱因斯坦被带到普林斯顿大学他的办公室那天，有人问他需要什么工具。“我看，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些纸张铅笔就行了。啊，对了，还要一个大废纸篓。”他说。“为什么要大的？”“好让我把所有的错误都扔进去。”

1664年，雕塑《大卫》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展出后，立刻轰动了整个意大利，人们争先恐后前来欣赏这件伟大的作品。人们在这尊雕塑前流连忘返，对艺术家的独特构思和创作才能赞不绝口。 有记者问米开朗基罗：“您是如何创作出《大卫》这件杰作的？”米开朗基罗答道：“很简单，我去了趟采石场，看到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在它身上，我看到了大卫。于是，我凿去多余的石头，《大卫》就诞生了。” 《大卫》的诞生，看似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米开朗琪罗的聪明和智慧就在于不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他巧夺天工的雕琢下，凿出了流芳千古的绝世作品。 “凿去多余的石头”才能诞生伟大的艺术品，人生也是如此，人生同样需要雕琢，把自己身上的缺陷与不足全部剔除，剩下的才是优秀的品质，才能拥有精彩的人生。

在反对物质拖累的斗争中，爱因斯坦对那些因携带过多的琐碎东西而使生活变得复杂化的人表示可怜。有一次，他提着妻子为他整理好的手提箱去伦敦，然后又一动不动地提回来了，他说没有机会用。他穿鞋不穿袜子，为此，他曾洋洋得意地对别人说：“我发现不穿袜子能很方便地穿鞋，祙子容易穿破，为了减少我妻子洗、补袜子的麻烦，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穿袜子了。”他出门明知下雨也不带遮雨的东西，朋友要给他帽子，他笑着说：“干什么？正因为我知道要下雨，才没戴帽子，帽子还不如头发干得快。”

由于有着6年的舞蹈训练，作为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高材生的韩庚在进军韩国之前，已经具有相当不错的舞蹈水平。但他刚到韩国受训的时候，所在的班级却是最低的C班。 对此，韩庚并没有丝毫意外：“这是肯定的啦，我刚到当然是从最基层开始。” 当然，这也与韩庚以往练习的舞种截然不同大也关系，他表示，“我是学民族舞的，但一进去公司就要跳Hithop和poping这种舞蹈，肌肉要一下一下的动，不同的舞蹈，肌肉动的位置又不同，挺复杂的。” 就这样，身在异乡的韩庚连自己最拿手的舞蹈也要从零开始练习。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海明威，其作品以自然、清新、精练著称，对话极为简洁。有一次，记者问他：“你那简洁的风格秘诀在哪里？”海明威回答说：“站着写。”海明威对自己的这种写作习惯做了解释：“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用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自己尽可能简洁地表达我的思想。”

在余华的文章中，干净、简洁是他的一大特点，那么这一特点是怎么来的呢？余华的答案是：音乐。“我以前不愿意写长篇，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书，看了后面忘了前面，我一直认为太复杂。但有一次我听到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我发现如此宏大、如此丰富的一部交响乐，采用的音乐却是如此地简单，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这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发现单纯是如此的有力量，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我就尝试着用这种风格来写，尽量把语言用得简单一些。”

汪曾祺说故事：“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做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烟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汪曾棋是美食大家，然而他对王世襄推崇备至，评价为：“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席间各位也是见多识广，王世襄却用最简单、最常见的食材独领风骚，平淡之中更显厨神本色。

保罗·艾伦与我创建微软的时候，我对软件开发充满很多梦想。我们希望自己的软件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让每一个办公桌和家庭拥有电脑也一直是我们讨论的话题。令我们感到惊讶和兴奋的是，梦想中的很多东西都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涉及到生活的很多方面。我从没想过一家令人难于置信且异常重要的公司竟然源于这些最初的想法。

“宗总不拘小节，也不怎么在意个人形象，有时候显得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娃哈哈的一名行政人员向记者爆料，一次，友人极力邀请宗庆后去参加一个时尚类活动，盛情难却，宗庆后只好前往。“全场的人都是西装革履，只有宗总穿着夹克衫，还是旧的，和当时的氛围极不协调，可他自己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和“首富”的头衔比起来，宗庆后的生活谈不上“品质”。平常，他总是穿一件普通的夹克衫，一双有点旧的布鞋，有些是最便宜的大路货，但他认为这很好，“几十元的衣服穿在身上，人家都会以为是几千元的，我干吗花那个钱？”宗庆后调侃道。穿衣服随便，吃饭也很简单，用宗庆后自己的话说，这辈子最爱咸菜腐乳，身体照样健健康康。如果不出差，宗庆后的一日三餐几乎都在公司食堂解决。

多年前，有一家酒店的电梯不够用，打算增加一部。于是酒店请来了建筑师和工程师研究如何增设新的电梯。专家们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每层楼打个大洞，直接安装新电梯。方案定下来之后，两位专家坐在酒店前厅商谈工程计划。他们的谈话被一位正在扫地的清洁工听到了。清洁工对他们说：“每层楼都打个大洞，肯定会尘土飞扬，弄得乱七八糟。”工程师瞥了清洁工一眼说：“那是难免的。”清洁工又说：“我看，动工时最好把酒店关闭些日子。”工程师说：“那可不行，关门一段时间，别人还以为酒店倒闭了呢。再说，那也影响收益呀。”“我要是你们，”清洁工不经意地说，“我就会把电梯装在楼的外面。”工程师和建筑师听了这话，相视片刻，不约而同地为清洁工的这一想法叫绝。于是，便有了近代建筑史上的伟大变革——把电梯装在楼外。

1911年，德国恩斯特·莱兹光学工厂聘请奥斯卡·巴尔纳克担任照相机设计师。此前，奥斯卡是一名摄影师，经常得带着笨重的大型相机与三脚架外出拍照。担任设计师之后，奥斯卡就定下一个明确的目标——颠覆传统，研究制造出一款方便携带的轻型相机，让使用者可以自由轻松地将相机放在口袋里，满足其随时随地拍照的需求。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奥斯卡终于达成预期目标，将相机的所有零件都大大“小化”了。同时，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款新型相机的外形该怎么设计？奥斯卡随手拿起一块铁皮，绕着相机外围圈了一圈，把相机里的所有零件和胶卷包了个严严实实，之后将此相机取名莱卡。其实，奥斯卡的随意有他的道理。他认为相机外形如何不用太在意，只要能保护里面的零件就行。另外，简单的外表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它大大减少了使用者把玩的时间，让他们更专注于拍摄。莱卡的宗旨是，要让使用者看到它的内在性能，而不是光鲜的外表。对于许多摄影发烧友来说，莱卡的经典外形早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简单成就经典，很多人说这不过是运气，是个巧合。其实，奥斯卡的随意和莱卡的经典恰恰说明一点：简单不是遗憾，它反而是衬托优质的最好底盘。

冯·格康是德国著名建筑师，他的GMP建筑事务所在全球建成了包括机场、音乐厅、贸易中心、大学、中央火车站在内的300多座建筑。冯·格康的建筑理念，一是要尽量简洁，“就像鸡蛋一样”；二是重视功能，避免只是出于艺术上的随意性的表现形式。还是在学生时代，他就成功地设计了柏林泰格尔机场，乘客最快的换乘速度仅需30秒，这项世界纪录保持了多年。冯·格康说：“一个优秀的建筑师，对城市的面貌和发展进程负有很大的责任。我要做的是‘西装’，可以穿几十年，有持续性，而不是今天穿、明天扔的‘时装”。

一款仅保留智能手机通话和短信功能的超简易“高三手机”近来在韩国十分畅销。该手机按键造型复古，售价为440元。这款手机逐渐受到低消费人群、业务上需要“第二手机”的上班族以及考生等的青睐。由于该款手机不支持游戏及网络购物等功能，加之韩国高考临近，许多担心孩子学习分心的父母便纷纷购买这种“高三手机”。虽然越来越多的高性能智能手机大有垄断整个手机市场之势，但仍有一部分消费群体偏向于选择简单易用的手机产品。

英国思想家柏林活到97岁才去世。有人总结他长寿的秘诀，是因为有一颗快乐的心。 一次，记者问柏林，为何他生活中总能保持快乐？柏林说，他的快乐来自他的浅薄。记者不解，问，为什么“浅薄”就有快乐？柏林解释说，谁见过大海的涟漪吗？没有，大海只有汹涌起伏的波涛，只有在那浅浅的池塘、平静的湖面才有那美丽的涟漪，才有水的快乐和微笑。 很多时候，内心的城府和深刻，只会吞噬快乐、淹没快乐。

北京几百万乘公交车上下班的市民，最发愁一月一次换月票了。排着长队慢腾腾地往前挪，让人焦灼万分又无可奈何，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有效解决。但从2000年起，北京麦当劳开始在其连锁店代售公交车月票。麦当劳此举，成本几乎等于零，可是却创造了温馨的公众形象。人们进进出出又渲染了气氛，只要一小部分人顺便吃一顿，利润即非常可观，购月票者每月来一次还会形成习惯，带来更大商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招。

2004年3月31日下午，“读书论坛”请到著名歌唱家关牧村女士，和“读书论坛”的网友举行了一次主题为“我的艺术与生活”的讨论会。其间主持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给你的评价是歌声‘响遏行云’，人生‘德艺双馨’，这是对你艺术人生的最好概括。请你用一句话来对自己的人生做个概括。”关牧村回答道：“就是主张平常心是道，简单生活是福。其实，不要把自己当成什么，才是什么：要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就不是什么了。”

一天，爱迪生交给助理一项任务：计算灯泡的容量。可过了半天，助理还没得出结果。爱迪生来到实验室，发现助理正在埋头演算，桌子上有厚厚一摞演算过的草纸。原来，助手测量了灯泡的周长、斜度、高度，正在用十分复杂的方式计算。助手还试图向爱迪生解释自己的思路是正确的。爱迪生不等他说完，左手拿起灯泡，右手拿起水杯，往灯泡里注满了水，交给助手：“把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助手这才恍然大悟。 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每条路的长短不一，路况不同。能否选择最便捷的途径，是天才与凡人之间重要的不同点。

iPad发布后，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北部农村的一个奶牛场，迈克尔·内尔正在自己的iPad上读一部科幻小说，一个打扫马厩的6岁小男孩走了过来。小男孩很好奇，内尔于是把iPad递给了他。在没人指导也从未见过计算机的情况下，这个小男孩开始凭自己的直觉使用iPad。他开始用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启动应用程序，玩弹球游戏。史蒂夫·乔布斯设计出了一个十分人性化的计算机，连目不识丁的6岁孩子都能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使用。 早期iMac电脑的顶部设计了一个内嵌的提手。它的趣味性和象征意义要大于其功能性。这是一台台式计算机，不会有什么人真会提着它到处走。但是，当时，人们对科技产品比较陌生。当你畏惧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不会去触碰它。所以，如果它上面有个提手，就能使一种关系变为可能。它是易于接近的，是与生俱来的，它允许你去触摸它。它使你觉得它与众不同。

在梭罗著名的《瓦尔登湖》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梭罗的几句话：我的屋子里有三张椅子，独坐时用一张，交友用两张，社交用三张。因为，“人只有一个半朋友”，一个肝胆相照的，半个能为朋友牺牲自己利益的，所以交友只需两张椅子，一张给朋友，一张给自己；社交需要三张椅子，留一张自己坐，一张给增长的知识，一张给促膝而谈的乐趣。 生活如椅子，删繁就简，撤掉多余的部分，你的生活就简朴、简洁、简练，而你的内心则会丰富、深邃、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