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很多马路很窄，比如旺角，两车道、三车道而己，但是公共汽车开得非常快，呼啸生风！而北京的很多路，多达七八条车道，车仍然开不快。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香港开车，一直沿一条道走会比较快。而在北京，马路很宽，左边不行就右边，右边不行再左边，有很多车在不停地并线，这让整条很宽阔的马路的运营效益大大下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合成谬误”。就是说每一个局部看上去都是理性、正确、有效率的，加起来却是一个谬误。萨缪尔森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让我们想象一个非常简陋的露天剧场，大家可以坐在地上看，但是只有坐在后面的人觉得看得不够清楚，为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一些，他们就会站起来。他们一站起来，后面的人也会站起来，结果大家就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还是看不清楚，成本增加了，福利却没有增加。聪明人又会想出一些办法来，站着不行就踮起脚看，结果全场的人都会踮起脚看，整体的福利又下降了。如此循环往复，整体福利一直在下降，个人成本不断在上升，这就是“合成谬误”。当第一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就应该能想到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踮着脚站在高凳上看。“合成谬误”只是萨缪尔森的一个概念，他真正要提出的理论叫“公共改进”，就是要终止一个恶性循环的游戏。剧场内的阶梯形设计，就是一种“公共改进”。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设施，实际上它是一种制度设计，使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大家不至于陷入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中，不至于陷入一种集体的谬误当中。

智者也有“愚”的时候。“城门过不去扁担”是流传很久的故事。论宽度，扁担或许横着通不过城门。有个智者提醒说：将扁担竖过来不就过去了？ 大科学家牛顿小时候曾经养过两只猫：一只大猫和一只小猫。在留猫洞的时候，他在门上留了两个大小不一样的洞，意思是让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可是他发现猫并不按他的设计办事，小猫有时也来往于大猫洞，不会通行特意给它留的小猫洞。牛顿顿感自己的想法过于蠢笨了。 有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确，若与自然界的伟大智慧相比，人类的智慧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顶层设计”，原是系统工程学概念，意思是从顶层开始，对工程项目的各个层次、各个要素、各个方面统筹规划，以便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后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作为一个政治名词，“顶层设计”指的是政府的“战略管理”，其核心是整体性、全面性、长远性以及重大性、全局性目标的设定，是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式。顶层设计离不开设计师。邓小平是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如今，人们称习近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顶层设计师。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年来首次有歼击机女飞行员受阅。练习中，所有人都在猜测“备飞”的终极人选，但出乎意料的竟然是张晓佳，因为她的综合素质最好，反而成了最合适的“替补”。当时在她旁边的队友，只能默默地安慰独自流泪的张晓佳，她的难过可想而知。就像2009年春晚小品《我心翱翔》中的台词一样，“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我多想飞啊。可我知道，假如我飞了，就意味着她们当中有人飞不过去，我不想那样。”张晓佳还是默默地准备，辛苦地奉献。终于，她和所在的这支团队，出色地完成了国庆阅兵任务。 这种不计功劳、不为金钱的精神，正是一个民族真正强大的动力所在。

伯乐是古代有名的“相马”专家。当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子很想将这项专门技能继承下来，以免失传。于是他把伯乐手写的《相马经》读得烂熟。《相马经》上说：“千里马是额头隆起，双眼突出，蹄如垒起的酒药饼。”他就按照这一条，拿着经文出去“相马”，按照书上绘的各种图形，跟他所见到的一一加以对照。结果，找到了一只癞蛤蟆，用纸包起来，兴冲冲地回家报告父亲，说：“总算找到了一只马，额头和双眼同书上说得差不多，就是蹄子不像垒起的酒药饼。”伯乐听了，只好哭笑不得地对儿子说：“你倒是找到了一匹好马，但它太会跳，你可驾驭不了啊！”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学识渊博，这与他独特的读书法不无关系。比如，他读《汉书》，每次只注意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略去不顾。下一次再读时，又只注意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此读书数遍，则全书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可解决。想想也是，要想一下子把书中各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势必“眉毛胡子一把抓”，顾此而失彼。苏轼的“究其一点，不计其余”的读书法，确有借鉴意义。

1933年，在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后，侨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江亢虎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赛珍珠小说里的细节违背生活常识。他说中国人泡茶，不是像赛珍珠小说里写的那样，把几片茶叶放进开水里，而是先放茶叶，然后倒水来泡。赛珍珠则称，她笔下“泡茶”的民俗，她亲眼在乡下看过几百次。乡下老百姓贫困，不可能像高高在上的江亢虎那样浪费茶叶。就此事我问过我一个精通茶道的朋友，他说都对，因为这要看你泡的是什么茶，怎么泡，两种情况其实都是有的。但抛开“泡茶”这个话题来看，江亢虎是不对的。赛珍珠写的是她看到的情况，属于皖北农村的特定情形，而江亢虎则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教育应该教给学生的一个常识，就是常识本身是多元的。

项羽生于楚国将官世家。小时候家里请老师教他识字，没认几个他就不肯再学下去。再让他学剑术，又没学成。项羽的叔叔项梁十分生气，骂他不长进。项羽袒露心迹说：“认字，能够写自己的名字，就足够了；剑术，只能对付一个敌人，不值得去学。我要学就学对付千军万马的本领！”于是项梁就教项羽学习兵法，终于成就了项羽“西楚霸王”的大业。成功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项羽抓住了主要因素，距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成功并不是要求你具备超人的各方面的才能。若能根据自己的志向，确定要研习的学问，术业有专攻，也能学有所成。

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发起建议应该派三个人同时出任日本驻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适的能力。三个人分别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右。其中鹤见为文学专家、石井是经济专家、松冈则为雄辩家。

我们日常所用的词汇，许多是由代表不同意思的字组成。譬如“学习”，”学”是研求，“习”是练习；“审判”，“审”是详视，“判”是判断；“诊疗”，“诊”是诊察，“疗”是治疗。这些词如果拆开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意义，合起来就相当深刻了。

“一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这是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人对“富强”二字的朴实解读。几十年来，华西人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不仅让2000多名华西村民脱贫致富，而且带动了周边10余个村庄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面积超30平方公里，人口超5万的大华西。更可贵的是，华西人致富后坚持“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几年间，华西人先后为中西部20多个省、区举办培训班100多期，智力扶贫带动10万人脱贫致富。2014年，在“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评比中，华西村再次名列榜首。

达芬奇的家庭非常富有，幼时的他是在良好的知识环境下健康成长起来的。到了该入学的年龄，父亲把他送入学校进行系统的教育，达芬奇聪颖好学，对任何事都很感兴趣，从不以老师讲授的课程为满足，尤其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常常提出一些疑难问题，使老师瞠目结舌，十分窘迫，在音乐方面，达芬奇善吹笛子，能创作，不仅作词，还会作曲，又有一副好嗓子，能自弹自唱，在为米兰公爵演奏竖琴时，还自制乐器，表演完全超出了其他乐师，一时轰动米兰。达芬奇体格健壮，爱好各种体育活动，善训马，曾力挽狂奔之马。在辩论中，能使最强的对手甘拜下风，他左右手均能书写作画，他的许多手稿都是左手自右而反写出来的，后人只有借助镜子反射出来才能辨认。

抗战前夕，茅以升受命设计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历时近3年终于建成。抗战爆发后，当局下令炸毁大桥，以免为敌人服务。茅以升心如力割，但他顾全大局，亲自制订了炸桥方案。

人们对“凿壁偷光”这个成语早已耳熟能详，这个励志故事不知鼓舞了多少代国人。“偷光”的主角便是西汉经学家匡衡。 匡衡勤奋好学，持之以恒，终凭一己之力，在汉元帝时期官至丞相，位极人臣，还被封为安乐侯，荣华富贵已达顶峰。可是，谁能料到位高权重之后，他竟也走上了贪赃枉法的道路，其封地本应为31万亩，然而匡衡却利用地图的错误，非法扩大封地4万多亩。贪婪之心竟然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完全忘却了圣贤们的教诲。 汉成帝时，他被大臣们弹劾“专地盗土”，也就是指私自扩大封地的意思，按照法律应是死罪，成帝念其往日有功，又因其年事已高，只是将他贬为庶人，返回故里。没过几年，他便病死于家乡。

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曾经展开过一次的激烈销量竞争，所有可口可乐的员工都把百事视为最大的对手。但当时可口可乐的执行长古兹维塔却反对这种竞争。员工们都非常不理解，但他的分析令他们心服口服：真正的竞争对手永远是市场。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百事可乐或者其他任何一家饮料公司，而是消费者的思想，我们应该做到这么一点：当大家想要喝点什么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可口可乐，而且能够买到。古兹维塔宣布：停止与百事可乐的竞争，改为与0.1%的市场增长率角逐。并且，在每条街上都摆上自动贩卖机。这一决定一经实施，可口可乐的销售量立刻上升了。 要选好对手，正确的对手能加速你的成长，错误的对手反而会限制住你。

杰弗逊在弗吉尼亚州的家，成为了旅游参观的热点。到这个地方参观过的人，都会对这位大政治家的小玩艺儿留下深刻印象。这位一辈子从政的人，是一个兴趣广泛，极喜欢自己想出一些新鲜玩艺儿的人。他家客厅的双开大门，两扇门会同步转动开闭，是他自己在地板下安装了连动两个门轴的装置。地下室厨房里做好的饭菜，通过升降梯送到楼上餐厅，这个装置我们在饭店里司空见惯，却是杰斐逊第一个搞出来的。他改造了自己家墙上的钟。装上了一个垂直移动的指针，用来指示星期几，可以说是世上第一个日历钟。他一辈子写下大量书信文稿，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复写纸，他是使用一个特殊的复写装置，能够一次得到两份一模一样的书写稿，所以他写的信，自己都有一份底稿。他大半辈子的时间搞政治，曾经出使法国，后来还当了8年总统，经常出门。他发明了一个手提式的写字台，提在手里是个手提箱，放下一架就是一个写字台，翻开来就是他自己喜欢的纸，小抽屉里有墨水瓶，鹅毛笔，还有削鹅毛笔的小刀。侧面的抽屉里有他日常用的小用品，还有一个政治家必用的封蜡和封印。总之，箱子虽小，当年一个绅士在书房里需要的东西却样样俱全，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他都有自己需要的东西了。这样一个小箱子，两百年前就相当于今日功能齐全的手提电脑。

巴尔扎克小时候很爱好文学，父亲却硬要他学习法律。他就是不服从父亲的旨意，父子之间常为此事发生冲突。一天，父亲再也按捺不住气愤，质问巴尔扎克：“我让你学习法律，你为什么要学习文学？”“爸爸，您知道，我对法律是毫无兴趣的。”巴尔扎克非常亲切地对父亲说。“毫无兴趣！”父亲暴怒地快要跳起来，”你有兴趣的是什么？是文学！搞文学谈何容易，我看你根本不是搞文学的料！”“那不一定！”巴尔扎克摇摇头，非常自信地说，“一个人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他的信心和努力。”“信心和努力？那好，从今天起，给你两年的期限，搞不成，就得学习法律，你敢答应吗？”“敢！”巴尔扎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从此，巴尔扎克被父亲关在房子里，整天埋头写作。这期间，他写了一个历史剧，由于自己的阅历有限，对剧本的特点了解不够，没有成功。但巴尔扎克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有决心、肯努力，一定能在文学上取得成绩。

冯仑曾撰文记述他和李嘉诚的一次接触：李先生在门口等我们，然后给我们发名片。发名片后我们每个人抽个号，就是我们照相站的位置。我当时想为什么照相还要抽签，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大家都舒服。抽号照相后又抽个号，说是吃饭的位置，又为大家舒服。最后让李先生用英语讲了几句，又用粤语讲了几句，把全场的人都照顾到了。后来，我发现李先生在每一个桌子坐15分钟，总共4桌，正好一小时。临走的时候他说一定要与大家告别握手，每个人都要握到，包括服务人员。 不以自己为中心，考虑所有人的感受，才会赢得大家的尊重。

某慈善团体为了学生安全，决定捐一座人行陆桥给某大学。可是校长表示反对，认为要设就设地下道，因为据他观察，学生都不愿意上陆桥，而喜欢走地下道，所以设人行陆桥用处不大。慈善团体不解，校长就说：“因为陆桥是先上后下，地下道则是先下后上，学生看到陆桥要费力往上爬，就懒得走了；看到地下道是轻松地向下行，则乐于通过。他们却不想想，上陆桥固然费力，下行却很轻松；相反的，走地下道开始固然省力，后来还是要往上爬的。” 先快者后慢，先慢者后快，世事往往是如此。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