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当海军助理部长时，有一天一位好友来访。谈话间朋友问及海军在加勒比海某岛建立基地的事。“我只要你告诉我，”他的朋友说，“我所听到的有关基地的传闻是否确有其事。”这位朋友要打听的事在当时是不便公开的，但既是好朋友相求，那如何拒绝是好呢？只见罗斯福望了望四周，然后压低嗓子向朋友问道：“你能对不便外传的事情保密吗？”“能。”好友急切地回答。“那么，”罗斯福微笑着说，“我也能。”

2012年6月，伦敦奥运开幕式艺术总监丹尼·鲍尔在一次媒体吹风会上揭示了奥运开幕式将把英格兰田园风光搬到舞台上。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好几家报纸对此作了后续报道，揭示了更多的、没有受到限制的与奥运开幕式表演有关的信息。事情发生后，鲍尔向一万名参与7月27日开幕式表演的公众志愿者发出一封电邮，请他们“善始善终”，“保护这场演出”。他写道：“你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对媒体穷追不舍地大肆搜索开幕式内容感到不快。我对此表示遗憾。”鲍尔说：“我们以为举办媒体吹风会是满足媒体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但是它并没有打消某些报纸在报道奥运开幕式表演方面非要高人一头的欲望。”鲍尔诚恳的道歉，得到了志愿者的谅解。诚恳道歉的态度让我们看到总监对观众的尊重，和对志愿者劳动的尊重。反观中国，许多电视剧、电影，为了收视率用故意泄密的手段来炒作，我们是否该感到汗颜？

凡是去过“肯德基”的人，都会看到店门口有座塑像，站着一位外国老人，身穿白西装，态度和蔼可亲，他就是桑德斯上校。他是全世界最大的速食炸鸡连锁店的创办人，一个65岁才开始创业的人。 桑德斯上校退役后，身无分文，拿到平生第一笔救济金，只有105美元。他问自己：我到底还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呢？我还能对人们做些什么贡献呢？他冥思苦想，突然想起自己有一份秘方，那是一种炸鸡的秘方，人人都可能喜欢它。他想：“我何不把这份秘方卖给哪家餐馆，教他们如何制作？” 在后来的两年里，桑德斯驾着自己那辆“老爷车”，穿着可笑的白西装，足迹遍及美国的每一个角落，逢人便叫卖他的秘方。他被拒绝了1009次，直到1010次，才听到第一声“同意”。 多少年后，“肯德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炸鸡连锁店。

20岁那年，陶华碧嫁给了贵州206地质队的一名地质普查员，但没过几年，丈夫就病逝了。丈夫病重期间，陶华碧曾到南方打工，她吃不惯也吃不起外面的饭菜，就从家里带了很多辣椒做成辣椒酱拌饭吃。经过不断调配，她做出一种“很好吃”的辣椒酱，这就是现在“老干妈”仍在使用的配方。丈夫去世后，没有收入的陶华碧为了维持生计，开始晚上做米豆腐(贵阳最常见的一种廉价凉粉)，白天用背篼背到龙洞堡的几所学校里卖。由于交通不便，做米豆腐的原材料当时最近也要到5公里以外的油榨街才能买到。每次需要采购原材料时，她就背着背篼，赶最早的一班车到油榨街去买。由于那时车少人多，背篼又占地方，驾驶员经常不让她上车，于是她大多数时候只好步行到油榨街，买完材料后，再背着七八十斤重的东西步行回龙洞堡。由于常年接触做米豆腐的原料——石灰，到现在，她的双手一到春天还会脱皮。1989年，陶华碧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贵阳公干院的大门外侧，开了个专卖凉粉和冷面的“实惠饭店”。“说是个餐馆，其实就是她用捡来的半截砖和油毛毡、石棉瓦搭起的‘路边摊’而已，餐厅的背墙就是公干院的围墙。”当时餐馆的“老主顾”韩先生20年后对这个餐馆的记忆依旧清晰。陶华碧做的米豆腐价低量足，吸引了附近几所中专学校的学生常常光顾。久而久之，就有不少学生因为无钱付账，赊欠了很多饭钱。陶华碧通过了解，对凡是家境困难的学生所欠的饭钱，一律销账。“我的印象是她只要碰上钱不够的学生，分量不仅没减反还额外多些。”韩先生回忆道。

电影《华尔街》中有句著名的台词：“贪婪是好的。”如果运用得当，“贪婪”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几十年前，法国政府曾向农民推荐新品种土豆，可农民们根本不感兴趣。法国政府想了一招：专门开发出一片土豆实验田，安排士兵寸步不离守在田边。农民们大为吃惊：为什么要重兵把守？难道其中有什么天机？有些人忍不住好奇心，偷偷溜进了实验田。回家后，农民们忙不迭地研究偷来的土豆，看看到底有什么秘密。如此一来，不到三个月，新品种土豆的优点就家喻户晓了。法国政府巧妙地利用了人心的贪婪，采取“欲擒故纵”之计，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继盛大文学控告百度侵权之后，近50位中国作家联名要求百度停止对自身作品的侵权行为。作家慕容雪村在微博上称：“韩寒、郭敬明、贾平凹、麦家、南派三叔、阎连科、当年明月、方舟子、熊召政、李银河、石康、冯唐、蒋方舟等近50位作家联合署名发布《三一五讨百度书》，近50位作家联名的“檄文”直指百度文库，认为百度文库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收录了作家们“几乎全部的作品”，作家们在文中宣称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他们的权益，他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写作事业。著名出版人沈浩波在微博上说：“中国泛文学界第一次携手面对史上最大侵权盗版商——百度。”

“山寨”一词出自粤港一带，原是对非正规、小作坊式企业的特称。坊间先做机器，后做“山寨”服装，甚至出现了“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年轻人青睐它，网络炒红它，《新闻联播》报道它，政协委员“提案”它。从“山寨”产品到“山寨”活人，从实用到娱乐，从物质到文化，“山寨”火爆逼人，市场好似“山寨”化了。对“山寨”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山寨”产品打上了草根创新的烙印，有人说“山寨”文化是反权威、反垄断的急先锋，有人从它身上读出了希望，有人从它身上看到了绝望，有人说对新生事物要宽容，有人说它是滋生罪恶的源头，要打击它，毁灭它。其实在历史这部大书中，是可以找到类似“山寨”的影子的。战后日本工业崛起就是典型的“山寨”例子。后进国家对先进国家的赶超也是从“山寨”做起的。只有善待类似“山寨”行为的民间崛起，社会才能高速发展。

年少成名，一直春风得意名利双收的国内“著名”编剧于正，这一回栽的跟头有点大。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2月日对琼瑶起诉于正等侵权案进行宣判，于正被判公开道歉，被告停止对《宫锁连城》的复制、传播和发行，被告共计赔偿500万元。于正输的不仅是官司，还有口碑，网上众口一词的叫好声，甚至连他的同行百余名编剧也在联名发声讨伐于正。萝卜快了不洗泥，踩着风火轮上映的作品，又怎么有时间去磨砺一个故事，想一想人性的复杂性，构思一下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命运，摆布好一个个细节？我们要反思的是，是什么让这些蹩脚的导演编剧能在中国的影视市场呼风唤雨？

法国百年老店——世界头号轮胎巨人“米其林”以拥有13万员工、70多家工厂，业务横跨18个国家的雄厚实力，在全球市场中雄踞同业榜首。米其林之所以获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与其企业文化的深刻内涵密不可分。米其林很重视保守公司的秘密，1959年6月12日，当戴高乐将军来参观工厂时，前总裁弗郎索瓦（爱德华·米其林的父亲）为了“保守公司秘密”，居然让戴高乐的随行人员在大门外等候。这一事件曾引起轰动，但是也恰恰向别人展示了公司“严格保守商业机密”的企业文化。

1899年，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访问伦敦时发现市场上有一篇短篇小说，几乎和自己的《一张百万英镑钞票》完全一致，这篇短小说的“作者”是伦敦一个名叫思林的勋爵。马克·吐温很快以侵犯版权为由将思林告上了法庭，但那个时候，英国还没有相应的版权法案，所以思林有恃无恐地说：“那不过是文字的排列组合，怎么能说是你个人的财产，真是太可笑了。”马克·吐温知道自己碰上了无赖，沉思片刻后，他当庭写了一张字条递给思林，上面写着：“思林勋爵，你是天下最无耻的大浑蛋，你偷了我20英镑，快把钱还给我！”思林勋爵非常气愤，把这张字条递给法官说：“我要告他诬陷！”这时马克·吐温不慌不忙地说：“按思林勋爵的意思，这也只是一堆无聊的文字组合，怎么能说我诬陷呢？”“你别抵赖了，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堆无聊的文字组合，但这堆文字却代表着你的思想，我当然可以告你！”思林勋爵愤怒地说。这时，马克·吐温笑着说：“天下所有的文章都是这样，表面上看只是一堆文字组合在一起而已，却代表着一个作家的思想，你虽然抄袭的只是一堆文字，但真正侵犯到的是我的思想，文字不属于我，思想却属于我，而这就是版权！”马克·吐温此话一出，思林勋爵立刻哑口无言了，并向马克·吐温作出书面道歉和相应的赔偿！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有多少？”周恩来机智地以当时人民币面额总数18元8角8分作答，既不泄露国家机密，又保持了应有的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