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5日，语文出版社最新修订的部分小学语文教材通过教育部验收，一系列变化让人耳目一新。其中，由台湾歌手周杰伦演唱的歌曲《蜗牛》被收录在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随即便引发网友热议。语文教育的关键，教材固然重要，但教学更重要。因此，当务之急，是抛弃教材选文的争议，让学生在乐学、会学、学会、善用语文中潜移默化地完成“语言行为、能力和习惯的培育”。多元化的教材是教育回归本真的根本，但愿“周董歌词入教材”能成为教材编写的“鲇鱼”。

IZZUE是香港著名时装集团I.T.旗下的自创品牌，在它的专卖店中，记者采集到这样一组镜头：床单大小的军旗从天垂到地；售货员戴的红色臂章印有反万字标识；年轻的顾客正在试衣——自然也是军旗装。亚洲的时装设计师居然在纳粹帝国时代找到了灵感。令人费解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一些亚洲年轻人心中颇具蛊惑力，他的罪恶、凶残反而成为性感的想像力的源泉，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为此，德国大使馆谴责了时装集团混淆是非、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一些顾客群体也表示抗议。在舆论的压力下，时装店撤换了柜台摆设。 时装始终是时尚的领头羊，服饰的流行，对社会思想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标新立异，追求流行”而不顾道德底线的行为，理应受到所有人的抵制。

据统计，我国登记在案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共有2000余家，分布在全国各地，如今仍能正常营业的仅为30%，这数据实在令人感到遗憾。2003年初，始创于1651年，已经有352年历史的王麻子剪刀厂宣布破产，更是引起了人们对老字号生存状态的关注。“北有王麻子，南有张小泉”，北京“王麻子”在长江以北地区几乎家喻户晓。“王麻子”的剪刀曾以质量好、服务佳而远近闻名。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王麻子”剪刀更是名扬四海。不过由于“王麻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没能紧跟市场的变化，巩固住自己的品牌，产品创新跟不上，盲目进行品牌延伸，市场渐渐被后起之秀抢占，最终以破产收场。同样，上海“飞人”牌缝纫机在国内和东南亚曾声名赫赫，可近年来却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负债累累，需要连厂子带商标品牌拍卖抵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产品单一、缺乏技术创新、跟不上时代步伐有关。

东晋刚刚建立不久，国库空虚，国家财政紧张，常常弄得入不敷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危机，身为宰相的王导想方设法筹钱充实国库。可是，对于刚刚南渡立国的东晋王朝来说，除了国库里那几千匹粗丝织的布匹之外，已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卖了，更何况，这种粗丝织的布匹即使拿到市场上也无人问津，值不了几个钱。这天，王导很淡定地拿了几匹粗丝织的布回家，说他就靠这些粗丝织的布来给国库弄到银子。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用没人要的粗丝织的布去换银子，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这天，善于引领时尚的宰相王导穿了一套与众不同的服装上朝，本来就气质不凡的王导穿上这套衣服更加抢眼了，引得朝臣们羡慕不已，见大家投来赞许的目光，王导不紧不慢地说：“这是我新近设计，让裁缝做的一件衣服，各位如果喜欢的话，我家里还有布，就送给各位一点吧！”这些朝臣们听了求之不得，纷纷到王导家拿回了布匹，仿照王导衣服的式样做了一套服装。一时间，贵族阶层以穿王导家那种布匹做的衣服为流行时尚，并引发了民间普通百姓纷纷仿效，王导的那种布料做的衣服引发了蝴蝶效应，民间仿效者如过江之鲫。很快，这种布匹就供不应求，价格飙涨，原来从没人要的布匹成了香饽饽，售价达一两金子。这时，别的地方已经没有这种布匹出售了。王导乘机让人把国库里库存的那几千匹粗丝织的布匹投放市场，本来不值多少钱的这些布匹被人们哄抢一空。自然，国库也得到了大大的充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晋朝廷的财政状况。

美籍华裔科学家崔琦，199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记者采访他时，意外得知崔琦竟是个“电脑盲”。记者问：“您为什么不学习电脑呢？”崔琦笑道：“我也希望自己会电脑，可是没有时间啊！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科研上了。”记者追问：“您不觉得自己落伍了吗？”崔琦严肃而平静地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时尚的东西太多了。一个人想要追赶时尚，跟得上现代节奏的步伐，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因此我必须得学会舍弃。” 正因为学会了舍弃，才使崔琦有了令人羡慕的成就。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取得成功。学会舍弃，有所专注，真正的成功才会向你走来。

近日，一篇题为“2013年春晚流行歌的语文错误”的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议。作者石毓智认为，春晚流行歌是普及汉语的最好机会，一定要把好语言关。“很多流行歌词成了词语的瞎凑合，乱堆砌，不仅听者迷糊，恐怕连词作者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作者认为，《我的歌声里》啰嗦重复，“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脑海里”与“心里”是一码事，并不是人的两个记忆部位，没必要重复。可改为：“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沉醉的梦想里，我甜美的歌声里。”对于《风吹麦浪》，他说，“冬天的盼望”和“秋天的收获”是一个明显的常识错误，冬小表在夏初收割，即使春小麦也不会到了树叶黄了的时候才收获。对于批评，有网友表示认同，也有网友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作者太没有娱乐精神，有点吹毛求疵；歌词是诗化语言，如果如作者所说，有些歌就没法唱了。

俄国著名文学批判家赫尔岑年轻时，被轻佻的音乐弄得非常厌烦，便用双手捂住耳朵。“演奏的是流行音乐乐曲。”主人解释说。赫尔岑皱起眉头，说：“流行的乐曲就一定高尚吗？”主人听了很是吃惊：“不高尚的东西怎么能流行呢？”赫尔岑笑了：“那么，流行性感冒也是高尚的。”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流行与品质是两码事。我们需要学会判断与筛选，而不是一味盲目跟风。

2015年1月底，在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张怀琼呼吁减少网络语言污染，加强对汉语的保护。随着网络发展，我国出现了大量的网络语言，有的网络语言反映了时代进步，值得肯定；但有的网络语言粗俗猥琐，完全不讲规矩。张怀琼指出，类似“中国大妈、老虎、苍蝇、躲猫猫”或“蛮拼的、萌萌哒”等网络语言，表达的语意符合汉语的本来意思，可以看作是语言的发展；但有的网络语言却是错别字，或与原意完全不同，如“系（是）偶(我）、灰常（非常）、稀饭（喜欢）、酱紫（这样子）、造吗（知道吗）、恐龙(丑女）”，则属于语言的污染。网络语言是应运而生，不可全盘否定。其实我们现在的许多常用词语，当年和如今的网络语言一样，都曾经是时代流行语。但不并能因此对网络语言放任自流，保持汉语的规范化和纯洁性，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应有的责任。网络时代，在努力保留有价值的创新词汇的同时，同时应该遵循汉语自身的“规矩”，保证本国语言与时俱进和健康发展。

《裸婚时代》热播，便出现了《裸嫁时代》；《离婚前规则》受好评，《结婚前规则》也开始如火如荼地拍摄；《妯娌的三国时代》火了，《老妈的三国时代》紧随其后；《媳妇是怎样炼成的》播出后，《新好女婿是怎样炼成的》也出炉了……前不久落幕的第12届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显示，克隆热播剧成了2013年一些家庭剧制片方最保险的选择。买房大战、遗产纠纷、婆媳斗智斗勇、夫妻分分合合……从有限的生活体验中寻求无限的矛盾冲突；已成为编剧们炮制家庭剧的快捷方式。但是，这种“千剧一面”的现象已经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导致收视率下降，很多观众干脆直接换台。

蔡志忠从十五岁起便开始成为职业漫画家，他曾经连续两年获台湾10名畅销书作家之首。1976年成立龙卡通公司，拍摄了《老夫子》、《乌龙院》等长篇动画电影，曾获1981年金马奖最佳卡通片奖。1983年开始创作四格漫画，已有《庄子说》、《老子说》、《大醉侠》、《光头神探》等100多部作品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多种语种版本出版，销量超过了3000万册！在不同的国度扮演着相同的功能——藉由浅显易懂的解释、温润圆滑的线条，让读者分享他对生命演绎出的哲学，日本高中课本，还以《庄子说》之七页作品作为基本教材。蔡志忠致力于研读中国古籍和佛书，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庄子说》《老子说》等经典漫画，被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蔡志忠用简洁生动的线条描绘了一部部颇具影响的漫画书，在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地广受欢迎。他的作品庄子说、老子说、禅说、史记、西游记、聊斋系列等开启了中国古籍经典漫画的先河。并以其对诸子百家，古典名著，唐诗宋词，佛经禅语的独到心得，行云流水般的画笔，将经典白话化与漫画化，并加以现代诠释，让现代人在完全没有负担的情境下，吸收智慧，轻松学习经典。

其实，微博的纠错是困难的。试举一例，某媒体的一个编辑在其私人帐号（粉丝数不到一万)上发了一条事后被证明为伪的信息，他后来很快发了一条更正和致歉声明，但很遗憾，那条假微博信息已经被转发了四千多次，而他这条更正声明，却只被转发了几十次。很明显，这个纠错并不到位。搞到最后，他只好把那条伪信息删除，但四千多次已成事实。出现这样的局面，就在于微博的转发传播流程上存在着一些“引爆点”，前面那条为转发四千多次的微博信息，是因为拥有庞大粉丝的某些用户参与了转发，而后一条更正信息，这些大户则没有参与进去。换句话说，对于大多数并非明星级的微博用户而言，微博信息传播的广度，根本不是他们自己能左右的。

80后作家已迈入而立之年，中国80后作家的写作是否进入了转型期，能否扛起未来中国文坛的重担？在与同类比较中我们是否逊色一筹？中国评论家何平将中国80后作家群与同龄的日本青春文学作家群相比较，认为差距很大。“比如，日本金元同的《裂舌》，那不是坐在咖啡馆里的幻影，是接触社会和生活后的直观尖锐的感触，很沉重很现实，有无法炮制出的生活质感。”中国文学评论家葛红兵同时指出了转型期中这群作家的通病：首先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中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在他们身上比较少。其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期的理性自觉，那种启蒙意识在他们身上显得薄弱。最后，他们对乡土的关怀、对农民的关怀少一些。

1955年11月，一家名叫“芭莎”的服装店在伦敦国王街悄然开张，十年后，这家店的老板——玛丽·奎恩特成为伦敦的焦点。因为总是目睹穿长裙的女孩赶公交车的尴尬，从1958年开始，玛丽·奎恩特希望设计一款短裙改变女孩们的窘境。1965年夏季，她尝试着将裙摆剪短到膝盖以上四英寸——风靡世界的“迷你裙”就这样诞生了。尽管被伦敦《星期天时报》誉为“少数几位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缺的天才”，但玛丽·奎恩特并不居功，她说：“是国王街的女孩们发明了迷你裙，我只是把它变得更年轻、更简单，这样女孩们就可以自由地跳跃或者奔跑。”迷你裙的推出受到了爱美女性的热捧，当时最红的女明星碧姬·芭铎、凯瑟琳·德纳芙，甚至温莎公爵夫人都穿着迷你裙出现在各大舞池和宴会上。时尚杂志如此赞扬道：“玛丽·奎恩特的工作不是剪短裙摆那么简单，而是完美的创造。”因为这影响巨大的服饰革命，玛·奎恩特在1969年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彰。但即便英国女王如此力挺，即便明星们都喜欢穿着迷你裙在镜头前引导潮流，保守分子们对迷你裙的出现仍然十分愤怒。在此之前，除了那些不正经的女人，女人们的大腿都包裹在层层长裙之下。而今，有人质疑这种有史以来露出大腿最多的裙子，会令女人们道德败坏。

在《我是歌手》的栏目成员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分工——“编剧”导演。据介绍，编剧的作用是贴身跟随歌手，全景纪录歌手的幕后点滴。编剧带着只有在拍电影时才用到的“场记板”，随时随地根据节目需要，与歌手沟通进行画面拍摄。此外，编剧还要通过对歌手进行诱导式的提问，从而得到节目想要的内容。观众在《我是歌手》节目中看到的大量“真情实感”的歌手幕后花絮，都是编剧导演倾力跟进，挖掘到的第一手材料。这些素材通过筛选、剪辑等后期制作后，成为《我是歌手》的一大内容亮点。真人秀电视大片时代的来临，也反映在播出终端的火爆需求上。湖南卫视与万达影院合作，前所未有地在全国11大城市进行《我是歌手》总决赛直插，在抢票渠道“呼啦”上，数千张电影票几秒内就被瞬间秒杀，真可谓一票难求。

素有中国国粹之称的太极，一直以来备受习武爱好者的推崇。与以往中老年人“一统天下”不—样的是，太极正告别中老年运动的专利，日渐成为年轻人运动的时尚之选。长久以来，太极都被看作是中老年人的运动，而被年轻人拒之门外。而事实上，这项融合了中国数千年文化的运动，已随着北京奥运会和近年来传统文化的推广被普及到各个年龄层次。

1943年，法国哲学家萨特完成《存在与虚无》一书后，交给了出版社。考虑到他此前的作品已滞销，出版社便要拒绝。萨特连忙说：“这部作品迟早会成为经典，你们不出会后悔的！”出版社考虑再三，才答应首印1000册看看行情 没料到，不久后萨特就接到出版社电话，说他的书脱销了，多家书店都要求供货。原来，当时正是二战期间，法国的金属物资尤其是用来造砝码的金属原料十分紧缺，而家庭主妇生活中又离不开天平和砝码。碰巧的是，首印的《存在与虚无》正好重1公斤，可代替等重的砝码来称重，价格也更便宜。 萨特哭笑不得，方才知道作品突然畅销竟是靠重量而非内容。那之后，他不再追求作品是否畅销，而是潜心钻研理论，用心推敲内容，推出了一系列流传至今的经典著作。

《我是歌手》节目自开播以来，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该节目也在两岸三地刮起一阵综艺节目的旋风。从台湾歌手林志炫、张宇、彭佳慧、黄丽玲，到香港歌手邓紫棋、古巨基，再到马来西亚歌手茜拉、曹格等，《我是歌手》在嘉宾人选上放眼亚洲，囊括诸多顶级唱将，其专业的制作水准和高端的节目定位让艺术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与民众喜爱的流行通俗文化相结合。从《我是歌手》的成功运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内地的大众文化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逐步成熟，大众文化的海外传播的积极作用其实确实不容小觑。

在现代人眼中，亨利·詹姆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豪之一。但在当时，他的一出戏剧在伦敦上演时，却受到极大的打击。演员谢幕后，后排观众大声叫着：“编剧，编剧！”亨利·詹姆斯被请上台，满心欢喜地准备接受观众的掌声，而这时，观众席里响起一片墟声，伴随而来的是“呸！呸呸！”亨利愣在台上，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时的他已是成名多年的小说家，初涉戏剧界，却惨遭羞辱。当时亨利已经接近50岁，他年少时凭小说出名，虽然名声大，但他的书却卖不出去。而他的朋友杜默里埃是个畅销书作家。杜默里埃开始只是个插画师，由于一只眼睛逐渐失明，作画日益困难。他尝试写了两本小说，其中一本竟一炮而红，一版再版，稿费源源不绝地进入他的口袋。亨利读过朋友的小说，觉得与自己的作品比起来，只是一本浅薄的，不成熟的作品。就在亨利饱受失败的打击之后，杜默里埃的小说也被改编为戏剧，在美国与英国巡回演出，时间长达几年，而亨利的作品在几周之后就撤演。直到亨利的生命结束，这种失败者的局面仍没有改变。如果亨利知道，现在他的作品远销海外，每年都一版再版，研究英美文学的教授和学生无一敢略过他的作品，他在全世界拥有的读者是他难以想象的数字，而当时的那些畅销书作者，现在都已经灰飞烟灭，名字都被人们遗忘，他会怎么想？无论如何，亨利，如果你听得到，请鞠个躬吧！

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一个小短片，专门介绍中国流行词语“Tuhao”（土豪），包括词源、词义以及风靡一时的原因等。早在今年初，中文热词“dama”（大妈）就登上了《华尔街日报》，被称为“影响全球黄金市场的一支生力军。”而此前，“Chengguan”（城管）“guanxi”（关系）等也出现在英语中，中文词汇正大踏步地进入西方话语体系中，影响力与日俱增。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全球语言监督机构”发布报告称，自1994年以来加入英语的新词汇中，“中文借用词”数量独占鳌头，以5%至20%的比例超过任何其他语言来源。

近期，有一本10余万字的《黑眼睛》再版了，而它的作者是年仅12岁的深圳中学生毛昱，这一事件，让中学生出书现象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整体上说，中学生出书主要有四种：一是受家庭熏陶出书。作家肖复兴、陈建功、毕淑敏等辅导自己上中学的孩子推出了10万至20万字的中学生系列书籍。二是一些有才气的中学生将学习、生活经历整理成册出版，如深圳的毛昱、“哈佛女孩”刘婷。三是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具有“爆发情绪”的中学生，如上海中学生韩寒推出的《三重门》等长篇小说。四是某些出版商受利益驱动，策划有创作潜力的中学生出书。 中国必定不乏少年天才，年少成名者古已有之。然而，倘若作家自身的积淀还不够深厚，那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就值得商榷了。中学生出书，希望不只是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