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奥地利医生叫奥斯布鲁格，他父亲是个卖酒的，为了判明高大的酒桶里还有没有酒，这位父亲经常用手在桶外头敲敲，然后由声音判定桶里还有多少酒，是满桶还是空桶。父亲的这一做法启发了他，他由此推论，人的胸腔腹腔不也像只桶吗？医生敲敲病人的胸腔腹腔并细心听听，不就可以由声音判明他的病情了吗？于是，他细细钻研，认真总结，终于发明了著名的诊病方法一一叩诊。

1917年，爱因斯坦开始研究宇宙的稳恒态性问题。经过研究，爱因斯坦发现宇宙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但是，爱因斯坦又不肯放弃静态宇宙的概念。因此，爱因斯坦在计算时，在引力场方程中引入了“宇宙项”，求得了一个静态宇宙模型解。这个结论不仅符合当时的宇宙学原理，也与已知的观测事实相符，爱因斯坦对此很满意。可是在这之后，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比利时学者勒梅特，又先后从数学的角度证明了宇宙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再之后，美国天文学家通过观测星云，发现宇宙是动态的。这一发现强有力地支持了弗里德曼等人的观点，也改变了爱因斯坦对宇宙的看法。对于这样的结果，爱因斯坦坦率地说，坚持静态宇宙模型的观念，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事。事实上，在探究宇宙奥秘的道路上，难免会有失误，也难免会犯错。但这些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固步自封，不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想法、观念，从而阻碍探索之路。爱因斯坦勇于承认错误，令人敬佩。这也是他能够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7年3月，知名作家梁衡专访多年好友季羡林老先生，他特意请教一个问题：“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您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人都不知，为何要研究？”听了梁衡的疑问，96岁高龄的季老先生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管探究，只问精不精。”梁衡在回忆文章中深有感触地说：“学问就是对未知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因为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 学问是无止境的，学问不在于有用无用，凡学问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只要是正确的，总有一天，它将成为未来世界的真理。

1896年的一天，瑞士化学家舍恩拜做试验时，不小心把盛满硝酸和硫酸的混合液瓶碰倒了。溶液流在桌上，一时未找到抹布，他赶紧拿来了妻子的一条棉布围裙来抹桌子。围裙浸了溶液，湿淋淋的，舍恩拜怕妻子看见后责怪，就到厨房去把围裙烘干。没料到刚靠近火炉时，只听得“噗”的一声，围裙被烧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烟，也没有一点灰，他大吃一惊。事后，舍恩拜仔细回忆全过程，顿时高兴万分，意识到自己已经合成了可以用来做炸药的新的化合物。为此他多次重复了实验，肯定了结果无误，遂将其命名为“火棉”，后人称之为硝化纤维素。就这样，一条围裙引出了世界上第一种无烟炸药的问世。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在60多年前，一位名叫密卡尔逊的生物学家，调查蚯蚓在地球上的分布情况，发现美国东海岸有一种正蚯矧，欧洲西海岸同纬度地区也有正蚯蚓，但在美国西海岸却没有这种蚯蚓，他无法回答，这究竟是为什么？密卡尔逊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的注意。当时，魏格纳正在研究大陆和海洋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那小小的蚯蚓，活动能力很有限，无法横跨大洋，它的这种分布情况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才裂开分为两个洲。他把蚯蚓的地理分布作为例证之一，写进了他的名著《大陆和海洋的起源》—书。

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种以上。一部《昭明文选》，他上学时读，五十年代读，六十年代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联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各读了十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作了批注和勾画。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有的还把书、文中精当的地方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毛主席所藏的书中，许多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双直线、三直线、双圈、三圈、三角、叉等符号比比皆是。

达·芬奇在20岁时已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用画笔和雕刻刀去表现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热情歌颂人生的幸福和大自然的美妙。一次，达·芬奇在山里迷了路，走到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前。他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突然产生了两种情绪——害怕和渴望：对漆黑的洞穴感到害怕，又想看看其中是否会有什么怪异的东西。”他一生都被这两种情绪所羁绊——对生活的不可知性或无力探知的神秘感到害怕，而又想把这个神秘的不可知性加以揭露，加以研究，解释其含义，描绘其壮观。 为什么达·芬奇成为了大师，而大多数人碌碌无为？除了他具有出众的天赋外，在“害怕未知”和“探究未知”之间，达·芬奇往往选择后者，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1971年春，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是个有名的嬉皮士，他向周总理问道：“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看了看科恩那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您也是一个嬉皮士。”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上有的年轻人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这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吗？”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点头。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1971年4月15日）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他成熟了许多。

一天，爱因斯坦对经常辅导他数学的舅舅说：“如果我用光在真空中的速度和光一道向前跑，能不能看到空间里振动着的电磁波呢？”舅舅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他看了许久，目光中既有赞许，又有担忧。因为他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同一般，将会引起出人意料的震动。此后，爱因斯坦一直被这个问题苦苦折磨着。

1791年的圣诞节，好久没有回家的道尔顿，买了一双长袜，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母亲。当道尔顿亲手把礼物放在母亲的手中时，母亲有些踌躇了。道尔顿忙问：“您不喜欢吗？”“不，这袜子的质量很好，只是颜色太鲜艳了。”母亲不好意思地说。道尔顿诧异了。这明明是一双灰色的袜子，母亲为何说鲜艳呢？于是他再次向母亲解释：“现在像您这样年龄的人，都穿这种蓝灰色的袜子，它根本也不鲜艳呀！”母亲有点生气了，她抬高嗓音说道：“这颜色鲜艳得像樱桃一样红，你怎么说是灰色的呢？”道尔顿感到十分奇怪。但他马上意识到了，可能是自己的眼睛或母亲的眼睛出了问题。为了证实自己的预感，他又叫来了弟弟，可是弟弟也说长袜是蓝灰色的。此时，道尔顿并没有马上下结论，而是又找来了几个朋友，朋友确认的颜色却与母亲的一样。“这就奇怪了，难道是我和弟弟的眼晴有问题？”道尔顿陷入了沉思。经过多次试验，他证明自己和弟弟对鲜艳的粉红色，毫无感觉。他们从出生以来，就不知道熟透了的樱桃是这样的颜色。由此，道尔顿开始了这个问题的研究。1794年，他出版了《关于各种颜色显现程度的反常事例》，开创了人们对色盲问题研究的新领域。

四、五岁时，爱因斯坦有一次卧病在床，父亲送给他一个罗盘。当他发现指南针不断地指着固定的方向时，感到非常惊奇，觉得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这现象后面。他一连几天很高兴的玩这罗盘，还纠缠着父亲和雅各布叔叔问了一连串问题。尽管他连“磁”这个词都说不好，但他却顽固地想要知道指南针为什么能指南。这种深刻和持久的印象，爱因斯坦直到六十七岁还能鲜明的回忆出来。

1936年10月，钱学森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教授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有人问：“教授，您把这么好的想法都讲出来，就不怕别人超过您？”卡门教授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去了。”后来，钱学森回忆起那段学习经历，深有感触地说：“冯·卡门教授的一席话，使我一下子开了窍。加州理工学院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 敢想天下先，敢为天下先，终成大师。大师取得的成就可能会被后人超越，但领先的思想和意识却永远不会过时。

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是个勤学的人。有一天，他在紧张的工作之后，感到非常倦怠，坐在一辆马车里昏昏入睡了。这些天来，他聚精会神地研究苯分子的结构，大脑极度疲乏。进入睡眠状态后，他的大脑的许多神经经过短暂的休息，便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他似乎觉得碳分子都活了，在他眼前翩翩起舞，结成了一条长链。长链像蛇一样扭动着，忽然一口咬住自己的尾巴，盘成了一个圆圈。这时，凯库勒从梦中惊醒，忽有所悟地喊一声：“我找到答案了，苯分子是一环状结构。”之后，凯库勒通过研究，证明了他的假设。 千载难逢的机会，是由不歇思考而来的。如果不曾努力，就想在梦中获得灵感，那就真是在做梦了！

五代画虎名家历归真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虎，但是由于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把老虎画成病猫，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经历了千辛万苦，在猎户伯伯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的老虎，通过大量的写生临摹，其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从此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德国科学家巴特劳特是一个爱较真儿的人，他也特别喜欢中国清代文人周敦颐《爱莲说》中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他想不通，为什么莲会“出淤泥而不染”呢？为了较真儿，他特意做了个试验：将炭黑撒到莲叶上，再用喷壶洒水。果然，污物和着水珠一同滚落，莲叶洁净如初。试验结束后巴特劳特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要让这一现象变成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于是，他开始了进一步的试验。他从显微镜里观察到，莲叶表面是许多乳头状的小包，包上有一层很薄的蜡膜，污物只能停留在小包的顶端，很容易被水珠带走。根据这一发现，巴特劳特发明了用于汽车或建筑物表面的“自洁薄膜”，可使灰尘很容易被雨水冲洗净。今天，这种自洁薄膜已被广泛应用。

章太炎读了很多中医著作，自认为医术高明，喜好给人看病，可他的药方价格高且根本治不了病，但朋友都知道他狂傲自大，便有意奉承：“用了你的药方，神清气爽。”章太炎十分得意，确信自己已成为中医大师。一次，自己生病，自开药方治疗，但不见好转，不得已找名医求治，仅服用了两剂中药便疮愈，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医术并不高明。从此他潜心于中医理论研究，注重实践经验积累，撰写了《霍乱论》等重要著作，也医治了不少疑难杂症。

1961年的一天，邓拓在荣宝斋看到一幅潇湘竹石图卷。这幅画是一位四川老人的祖传珍宝，说出自苏东坡的手笔。可经有关专家鉴定，认为不是东坡的真迹。为了不使国家文物流失，邓拓把自己若干幅藏画卖给店里，凑足上万元，把那幅古画买了下来。 他从故宫藏画的记录中逐字逐句与画面核对，经过半年的精心研究，他终于作出结论：潇湘竹石图确实是苏东坡的真迹，而不是伪作。1964年，邓拓将个人所收藏的最好的154件古画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包括他花万元巨资收购、半年辛劳鉴定的这幅古画。 一个愿意无偿奉献，不求丝毫回报的人，是真正的“大家”！

丁磊的大学时期，用传统眼光看，他并不是一个好学生。除了第一个学期他每天按时作息之外，其他三年多时间，第一节课他是从来不去上的，因为他很困惑，难道书本上的知识一定要老师教才会吗？同时，他觉得眼睛还没睁开就去听课效率一定不好。丁磊说，大学四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思考。而思考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任何人都无法强灌输进去的。因为没有听第一堂课，又不得不做作业，所以他会很努力的去看老师上一堂讲的东西，会很努力的去想老师想传达什么样的消息。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快掌握了一种重要的技巧，那就是思考的技巧。后来在接触到互联网的时候，他才知道这种技巧对他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互联网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也没有一本书很系统的告诉你互联网的整个结构，里面的软件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家庭生活的贫困，使伽利略不得不提前离开大学。失学后，伽利略仍旧在家里刻苦钻研数学。由于他的不断努力，在数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他还发明了一种比重秤，写了一篇论文，题目为《固体的重心》。此时，21岁的伽利略已经名闻全国，人们称他为“当代的阿基米德”。在他25岁那年，比萨大学破例聘他当了数学教授。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国际地质和地理学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内地没有第四纪冰川。李四光想：外国地质学家并没有做过认真调查，凭什么说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他不信洋人，1921年，李四光亲自到河北太行山东麓进行地质考察，1933到1934年又到长江中下游的庐山、九华山、天目山、黄山进行考察，然后写出论文，论证华北和长江流域普遍存在第四纪冰川。1939年，他又在世界地质学会发表《中国震旦纪冰川》一文，用大量实证肯定中国冰川遗迹的存在，这对地质学、地理学和人类学都是一大贡献。20世纪初，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曾在我国西部打井找油，结果毫无所获。于是以美国布莱克·威尔教授为首的一批西方学者，就断言中国地下无油，中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年轻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偏偏不信这个邪：美孚的失败不能断定中国地下无油。他说：我就不信，油，难道只生在西方的地下？在这种强烈的信心的支配下，他开始了30年的找油生涯。他运用地质沉降理论，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江汉油田。他当时还预见西北也有石油。今天正在开发的新疆大油田，也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李四光靠自信、自强彻底粉碎了“中国贫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