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瑞典某富豪欢天喜地地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女儿。然而没过几年，这个不幸的小女孩便染上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瘫痪症，从此失去了站立和走路的能力。几年之后，这个女孩在听了一个船长讲的关于天堂鸟的故事后，迷恋上了它，为了找寻天堂鸟，她竟然慢慢站起来并拉着船长向甲板上走去。从此，她的病痊愈了。凭借这种强烈的愿望，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最后成了世界上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茜尔玛·拉格萝芙。 满怀希望，忘我地投入进去，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到。

德国有一位名叫班纳德的人，在风风雨雨的50年间，他遭受了200多次磨难的洗礼，成为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但这些也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人。他出生后14个月，摔伤了后背；之后又从楼梯上掉下来，摔残了一只脚；再后来爬树时又摔伤了四肢；一次骑车时，忽然不知从何处刮来一阵大风，把他吹了个人仰车翻，膝盖又受了重伤；13岁时掉进了下水道，差点窒息；一次，一辆汽车失控把他的头撞了一个大洞，血如泉涌；又有一辆垃圾车，倒垃圾时将他埋在了下面；还有一次他在理发屋中坐着，突然—辆飞驰的汽车驶了进来……他一生遭遇无数灾祸，在最为晦气的一年中，竟遇到了17次意外。令人惊奇的是，老人至今仍旧健康地活着，心中充满着自信。历经了200多次磨难的洗礼，还怕什么呢？

因癌症辞世的复旦大学教师于娟，在生前的日记中写道：在面临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短短两周，于娟“活着就是王道”的博客吸引了100多万的访问量。

大书法家王羲之每逢除夕都要亲手写春联贴之于门。因为他的字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很多人都想得其字而又难得。所以每年除夕他的春联一贴出，不到半夜，就被人偷偷揭走。这一年，除夕又至，王羲之照旧写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八个字的春联，留下了下半截。想偷对联的人一看此八个字太不吉利，便扫兴而归。到了寅时，王羲之补了后半截，变成了“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第二天一大早，想偷春联的人见春联变了样，皆赞叹不已，拍手叫绝。

作家史铁生曾写道：“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任何灾难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一个‘更’字。”从心底说出这话的人，一定吃尽了“疾病”或“便宜”的苦头，所以才把自己的“幸福底线”定得如此之低。但当他们意识到什么是真正幸福的时候，生命留给他们享受幸福的时间已经少得不能再少。许多人一生在茫茫红尘中奔走，陷在名与利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蓦然回首，才发现真正的幸福恰恰就在出发的原点，而当初他们却坚信它在更远的地方。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应该给自己的幸福画一条最低的底线，去学会从最平常的日子，最琐碎的事情里品尝幸福的滋味。

1883年，16岁的波兰姑娘玛丽亚，即后来的居里夫人，到某贵族之家当家庭教师，她计划挣一些钱出去上大学。两年后，这家的长子卡西米尔与玛丽亚相恋，玛丽亚刚过19岁，他们计划结婚。当然，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了。可是，由于门第不同，他们的婚姻遭到卡西米尔父母的坚决反对，意志薄弱的卡西米尔屈从了父母。玛丽亚痛苦万分，竟准备“同尘世告别”，但她终于凭着顽强的意志克制住自己。于是，她把个人的不幸化为献身更大目标的动力，化为教育培养当地贫苦孩子的善心以及只身赴巴黎求学的勇气。人们认为，这是一次幸运的失恋。否则，她的历史将会重写，人类将失去一位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女科学家。

秀兰的一生中曾有过两次婚姻。17到20岁，她与空军士兵约翰·阿加尔结婚离婚，有了女儿琳达。1950年她和第二任丈夫查尔斯·布莱克结婚，并正式退出影坛，生下一儿一女。接受采访时，秀兰曾说，她这一生最幸福的就是和査尔斯童话般的婚姻生活，最令她满意的角色是妻子和母亲，而最值得骄傲的是3个孩子和孙女们。

曾经“为了钱而疯狂”的洛克菲勒是一个人人羨慕的富人。但人们对于他的财富来源总是充满猜忌、疑惑、妒恨。他也不断地遭到非议，名声受损。为此他常头痛脑热、身体疲惫，还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中年以后，洛克菲勒突然想开了，他不再对追求财富孜孜不倦，而是开始为别人考虑，思考如何用钱来换取幸福。洛克菲勒把他的巨额财富散播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是投入慈善事业，或是投资学校，创立学习基金。从此，他不再惧怕别人的嫉妒和攻击，他不再失眠、头痛。最后，他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慈善家，一生赚进将近十亿美元，捐出去的钱有近九亿。之后，他每—天都过得非常快乐。

1975年6月，一位老太太走进美国丹佛大学，她要去该校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找一位名叫约瑟夫·科贝尔的人。由于是第一次来这儿，因此走进校园，她不得不到处打听，问研究生院在什么地方。她问了许多人，每个人都热情地为她指路，有的甚至还给她画出路线图。可是，由于丹佛大学是依山而建，校园里的路异常复杂，她绕了半天也没找到科贝尔。就在她站在一个路口，不知该向哪儿拐的时候，一群女学生走过来，于是她拿出别人给她画的那张图。当她们知道她的意思后，其中的一位黑人女孩说，我带你去吧！在女孩的带领下，老太太很快找到了科贝尔。在女孩准备返回时，老太太说，为什么不认识一下呢？于是她们相互知道了各自的身份：黑人女孩，英国文学系学生，读大学三年级；老太太，波兰大使夫人；科贝尔，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创办者，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黑人女孩走出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有人正在门口散发宣传单，是关于“斯大林时代与政治”的一个讲座，主讲人是约瑟夫·科贝尔。此人正是她刚才带老太太寻找的那个人。她想，既然认识了，何不去捧捧场呢？在大教室，科贝尔先生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坐在第一排，对科贝尔的演讲好像充满浓厚的兴趣。中午吃饭时，科贝尔先生特意邀请了她。席间，他发现这个黑人女孩聪明、果敢，对问题总有独到的看法。也就是在此时，科贝尔动员她，毕业后报考他的政治学研究生。从此，这个黑人女孩便成了“被上帝垂青的人”。1974年，年仅19岁的她考入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26岁，她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34岁，出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0年，46岁的她成为小布什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2005年，出任国务卿，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这个人的名字叫康多莉扎·赖斯。那位老太太寻找的科贝尔先生，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他是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父亲。赖斯被任命为国务卿后，有人说是因为她有能力，有人说是她运气好。不过，有一种观点我比较赞同，这句话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每日评论上：一些人之所以能交上好运，多数是由于具有细微而不起眼的美德。

杨绛先生已逾百岁，生活平淡安静，琐碎而幸福。她每天做豆浆，打得非常好喝，也会做杏仁酱等精致食物。她还常和钱钟书堂弟钱钟鲁的两个孙女一起玩电动玩具，耐心讲童话故事……杨绛坚持做“八段锦”，翻阅报刊看电视，练字抄诗，读旧书。杨绛先生全身心投入到生活中的琐事，超然忘我，烦恼无从生。于琐碎中寻找幸福乐趣，忍受变享受，便是她的哲学。

1918年8月19日，风流才子李叔同离别妻子，悄然遁入空门，法号“弘一”。读过弘一大师传记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他是以怎样珍惜和满足的神情面对盘中餐的：那不过是最普通的萝卜和白菜，他用筷子小心地夹起放在嘴里，似在本用山珍海味。正像他的好友、现代学者夏丐尊先生所说：“在他，什么都好，旧毛巾好、草鞋好、走路好、萝卜好、白菜好、草席好……”“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爱人爱物，到了方知爱自己。”以惜福的心态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怎能不生知足、安详、欢愉、幸福之感呢？

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女人怀孕了，她已经生了八个孩子，其中有三个耳朵聋了，两个眼睛瞎了，一个智能不足，而这个女人自己又有梅毒。当时有许许多多的好心人劝她堕胎，让她不要生下那孩子。可她还是坚持要生下孩子。现在想来，我们真要感谢那位英雄的母亲，她没有听信别人的议论和劝说。那个女人就是贝多芬的母亲，那个怀着的孩子就是贝多芬。由此可见，面对一切，都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1945年8月14日，一名美国水兵为庆祝二战胜利在纽约时代广场忘情地亲吻一名陌生女护士，这一镜头正巧被摄影师拍成照片，并取名为“胜利之吻”，成为象征二战结束的经典照片。2014年3月9日，“胜利之吻水兵”麦克达菲在得州病逝，享年86岁。而照片所希冀的“要接吻，不要战争；要幸福，不要人祸”，至今仍是人们质朴而卑微的愿望。

有一天，罗素的一位年轻朋友来看他。走进门后，只见罗素正双眼凝视房屋外边的花园，陷入了沉思。这位朋友问他：“您在苦思冥想什么？”“每当我和一位大科学家谈话，我就肯定自己此生的幸福已经没有希望。但每当我和我的花园谈天，我就深信人生充满了阳光。”

曾有人问李嘉诚：“君以为一生之中，最快乐的赚钱一刻是何时？”李嘉诚说：“开一爿临街小店，忙碌终日，日落打烊时，紧闭店门，在昏暗灯下与老伴一张一张数钞票。”他回答时，一脸真诚。一旁聆听之人也无不动容，纷纷点头称是。

在崔永元所著的《不过如此》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一天，鞠萍见崔永元忧心忡忡，便打趣地问道：“小崔哥，有什么不开心吗？” 崔永元不知从何说起，一声叹息。 鞠萍问：“你以前上班骑自行车吧？”崔永元说：“骑，刮沙尘暴都骑。”“挣的钱也没有现在多吧？”鞠萍又问。“那当然。”崔永元回答说。鞠萍听后笑了，一脸的阳光，对崔永元说：“好日子过着，还有什么不快乐的？” 鞠萍几句话，说得崔永元一切烦恼皆除，一身轻松。 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让烦恼拐个弯，你眼中的许多事情都会悄悄地发生微妙的变化。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面对烦恼和困境，你要怎样做？《古兰经》中有一句经典：“山不过来，我就过去。”这就是“让烦恼拐个弯”，而不至于发生“头撞南墙”的悲剧。让烦恼转个弯，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美国19世纪“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在1892年便控制了全国钢产量的四分之一，每年盈利达两千多万美元。1900年，他的公司年收入高达4000万美元。这一年他还出版了专著《财富的福音》，系统地提出兴办慈善事业的思想。他还身体力行，成为西方慈善事业理念的代言人。自1891年给纽约捐献一所音乐厅开始，卡耐基不断地向各地捐赠集会堂、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仅图书馆建设事业，卡耐基16年就投资了1200万美元，总共设立了3500座图书馆，受惠者遍布社会各阶层。他于1895年捐款成立卡耐基匹兹堡学会，1902年设立卡耐基华盛顿学会，1903年在海牙建立和平大厦，1904年在美国设立英雄基金，1905年为年迈的教授设立退休基金，1912年设立国际和平基金……一直到生命结束之前，他都在为社会贡献他的财富，合计捐献总额高达333299460美元。卡耐基从社会中获得了丰富的利益，拥有了巨额的资产，但他并不满足，因为这不是幸福的人生。只有当他将这些财富回报给社会，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时候，他才感觉最幸福。

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少年时就立志要在数学上有所作为，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整天进行演算，光计算过的稿纸，就整整装了几麻袋，终于初步论证了这一猜想，创造了欧洲人用计算机都没能做到的奇迹。

一份新创刊的杂志，推出一项“征画活动”，要求应征作品必须以《世界的最后时刻》为题。 在限定的日期内，来自世界各地的应征作品堆积如山。为了获取高额奖金，所有的应征作者都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极限：有的画了在世界的最后时刻情侣紧紧抱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接吻；有的画了在世界的最后时刻将钞票堆在大街上焚烧；还有的画了在世界的最后时刻坐上宇宙飞船逃离地球……但最后获得20万美金的，却是一位家庭主妇画的一张漫画。她在厨房洗刷完碗筷后，正伸手关紧水管开关。丈夫则正坐在餐桌边饮着一杯咖啡，桌上还有一杯冒着一缕热气的咖啡在等着她。在餐桌旁的地板上，有两个小男孩，正在玩积木…… 评委们对这幅看似平常的获奖作品的评语是：我们震惊于这一家人的平静，他们理解了世界存在的意义和人对幸福的最高追求。

有一个伟大而倒霉的作家，他出生在一个穷医生家里。小时候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参军后被俘身负重伤，左手致残，但屡立战功，得到元帅的嘉奖。可是当他拿着元帅的保荐书，做着即将成为将军的美梦时，在归国途中，被俘后卖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做了5年苦工。当他回到祖国的时候，很不幸，他的国家已经忘记了这位英雄，他连一个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无敌舰队找到一个军需的职位。一次下乡催征，因不肯为乡绅通融减税，被乡绅诬陷入狱。从监狱出来以后，他改作税吏。一次他把税款交给一家银行保管，偏偏银行倒闭，他第二次入狱。第二次出狱，他不仅贫困，而且家里妻子、妹妹、女儿一帮人都靠他一个人养着。他住的地方，环境如此恶劣；楼下是酒馆，楼上是妓院。一天，酒馆里有人斗殴，一人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他出于同情把那人背到家里，谁知人未救活，他涉嫌谋杀再次入狱。在此之后，他妻子死去，他又因为女儿的事情被法庭传讯。就这么一个两次被俘三次入狱的人，命运从来不肯眷顾他。但恶劣的环境没有淹没他，倒霉的境遇没有打倒他，反而丰富了他。他的智慧是把倒霉当作生命的一个必然结果加以接受，而化为生命的财富。凭着他对生活的反思和那个国家斗牛士的精神，他写出了名震世界的巨著——《堂·吉诃德》。这个伟大的倒霉蛋就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而作品的主人公仿佛是作者的一个自我嘲讽。他证明了承受倒霉时的痛苦和顺风时的欢乐都是人生的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