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盖达尔旅行时，有一个小学生认出了他，抢着替他提皮箱。小学生见皮箱十分破旧，便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盖达尔，为什么用的皮箱却是随随便便的呢？太不协调了。”“不协调吗？如果皮箱是大名鼎鼎的，而我却是随随便便的，那岂不是更糟？”盖达尔笑着说。小学生看着盖达尔，笑了。

胜家公司是美国首家国际性公司，它所生产的“胜家”缝纫机操作简单，备受人们喜爱，是风靡全世界的名牌产品，1940年，世界上每3部缝纫机中就有2部是“胜家”牌。然而，到了1986年，胜家公司董事长不得不沉痛宣布：胜家将忍痛割爱，抛开它赖以成名的“胜家”，从此再也不生产缝纫机了。胜家公司为什么在市场上败得这样惨呢？原来，胜家公司成功后，对胜家传统产品过分依赖，片面固守以往“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质是无声的推销员”等老观念，而忽略了世界大市场的变化。直至1985年，胜家出厂的仍是19世纪设计的产品，而此时，其他竞争者纷纷开发出了适应时代需求的新产品，如日本厂商研制出“说话”缝纫机，在操作失误时会发出声音提醒纠正；美国推出音乐缝纫机，能自动播放优美动听的音乐；瑞典生产出“电脑”缝纫机，可以根据布料特性，自动地将缝法等调到最佳状态。这样，胜家当然敌不过其他竞争者，其市场份额逐步地被其他厂商鲸吞，直至被全部挤出市场。

有一位花贩告诉我：“几乎所有的白花都很香，愈是颜色艳丽的花愈是缺乏芬芳。”他的结论是：人也是一样，愈朴素单纯的人，愈有内在的芳香。 有一位花贩告诉我：“人总以为夜来香只有晚上是香的，其实夜来香白天也很香，只是很少有人闻得到。”他的结论是：因为白天的心太浮了，闻不到夜来香的香气。如果一个人白天的心也很沉静，就会发现夜来香、桂花、七里香，连酷热的中午也是香的。静下心来，方能闻到一直都在的香气。 有一位花贩告诉我：“清晨买莲花一定要挑那些盛开的。”他的结论是：早上是莲花开放最好的时间，如果一朵莲花早上不开，可能中午和晚上都开不了。我们看人也一样，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志气，中年或晚年就更难有志气了。 有一位花贩告诉我：“愈是昂贵的花，愈是容易调谢。”他是为了要向买花的人说明：要珍惜青春呀，因为青春是最名贵的花，最容易调谢。 有一位花贩告诉我：“每一株玫瑰都有刺。”他的结论是：正如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爱护一朵玫瑰，并不要非得努力把它的刺根除，只能学习如何不被它的刺刺伤；还有如何不让自己的刺，刺伤心爱的人。保护好自己，不伤害别人，这是每个人都应遵守的准则吧。

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名作《死魂灵》中的一个人物彼得尔希加嗜书如命，一见到书就埋头读了起来，根本不管是一本什么的书，内容是好是坏，以及对自己有没有帮助。他读了一辈子书，最后却一点儿收获都没有。他除了把自己收藏的书读遍了，还博览群书，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校勘，可是，却连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毫无建树。

我和吴宗宪有过一面之缘。那是2004年电影《一石二鸟》的发布会。采访时，我问他平时都看什么书，没想到他说出来的是雷马克、莫泊桑。一个大众眼中成天搞笑的主持人，居然看这么纯文学的书？他还在一次采访中说：“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他对这么冷僻的古语都能如此熟稔，简直让人意外。前两年看到台湾《商业周刊》创办人何飞鹏的专栏，他说有次看节目。吴宗宪说，“身为艺人，就是要在高潮时享受掌声，低潮时享受人生”，他当时眼睛一亮，完全没想到吴宗宪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吴宗宪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有内涵的人。他曾说，人的一生就好像是一架飞机，升多高都无所谓，但最大的重点就是要降落得漂亮一点，慢慢降落。”他还说：“走下坡才是我人生快乐的开始。”吴宗宪为什么这么通透呢？他说，台湾主持界的前辈蒋光超曾经告诉他：“艺人界，只有谁当红，没有谁最红。一个超级巨星，也会变成明日黄花。”

从未有人对海顿的音乐天才表示怀疑，但却发生过面对着艺术家本人而怀疑他究竟是不是海顿的怪事。 由于他身材粗笨矮小，相貌又不大好看，致使一向喜爱海顿音乐的公爵夫人多恩在第一次见到他时竟失声问道：“你是真正的海顿吗？”尽管我们的大师其貌不扬，却十分善良、纯朴、幽默和平易近人，因而，他的好友与崇拜者们都亲切而风趣地称他为“海顿爸爸”。 音乐家用他的音乐才华感染世界，我们也应用我们的才华，而不是外貌影响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华与日俱增，而外貌则在不断走下坡路。

华人传奇人物王永庆，15岁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在中国台湾南部一家米店当小工。除了完成送米工作外，他悄悄观察老板怎样经营，学习做生意的本领。因为他总想：假如我也能有一家米店……第二年，王永庆请父亲帮他借了200元台币，以此做本钱，在自己家乡嘉义开了家小米店。开始经营时困难重重，因为附近的居民都有固定供应米的米店。王永庆只好一家家登门送货，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几家住户同意用他的米。他知道，如果服务质量比不上别人，自己的米店就要关门。于是，他特别在“勤”字上下工夫，甚至于趴在地上把米中的杂物一粒粒拣干净。为了多争取一个用户，他宁愿深夜冒雨把米送到用户家中。他的服务态度很快赢得了众多客户，业务逐渐开展起来了。不久，王永庆又开设了一个小碾米厂。由于他处处留心，经营水平日渐高超，再加上他勤快能干，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克勤克俭，业务范围逐渐拓宽。此后，又开办了一家制砖厂。王永庆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懂得“一勤天下无难事”的道理。王永庆有一次在美国华盛顿企业学院演讲时，谈到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他说：“先天环境的好坏，并不十分重要，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己之努力。”

蒋介石用人看重第一印象。徐向前在黄埔军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校长蒋介石找他到办公室谈话。徐向前生性腼腆，不爱说话，蒋介石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更多的话，再加上一口难懂的山西口音，使蒋介石听起来很费劲。见徐向前的背不直，人长得也不太“威武”，蒋介石颇感失望，没有说几句话，就让他走了。后来，这位不被蒋介石重视的徐向前，在以武装反抗这位叛变了革命的校长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随后又创建了川陕根据地，把昔日校长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打得惨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蒋家军。徐向前成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这是蒋介石当初所想不到的。

日本所编的《欧美逸谭》中，有一则艺术家摔琴的故事：有位著名的提琴家，用文艺复兴时期流传下来的最珍贵的提琴演奏，这张琴价值连城。一曲终了，那宝贝乐器的美妙乐音使听众如醉如痴，一致惊叹昔日提琴制造师超群绝伦的手艺。这时，提琴家一挥手，竟将琴摔了个粉碎，顿吋四座皆惊。此刻，主持人上场宣布：“刚才打碎的，只是一把价值几百元的琴。提琴家这样做，是为了告诉诸位，音乐之妙，并不在于乐器的好歹，而在于演奏它的人。” 艺术之妙，不在于承载其的用具，甚至不在于它的形式模样，而在于其蕴含着的精神感染力。梵高的作品为何打动人，正在于有这股深藏着的力量。

帕金森的“办公大楼法则”是：某个组织的办公大楼设计得越完美，装饰得越豪华，该组织离解体的时间就越近。帕金森发现，许多生意兴隆的公司、影响巨大的组织都设在不起眼的地方，住在简陋的房屋里，一旦搬进豪华的大厦，便转入衰退的轨道。例如，国际联盟大廈、英国议会大厦、凡尔赛宫、布伦海姆宫、白金汉宫、英国殖民部办公大楼等政治组织的大楼，在落成典礼之后，该组织的权势都有所减弱，甚至带来厄运。为什么这些以豪华著称的建筑物，都成了这些组织的“陵墓”呢？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滥用民力，加重财政负担，引起各方的不满或者反抗，从而动摇权势的根基；二是风水不好，致其不旺。帕金森则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如下推测：一个组织在兴旺发达之时，往往紧张而忙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设计和修建琼楼玉宇。当其所有的重要工作都已经完成，想到要修建与其成就相称的大楼时，时间和精力就都集中到表面功夫上。当某个组织的大楼设计和建造得趋向完美之际，它的存在就开始失去意义。完美的楼堂意味着定局，而定局意味着终结。

孔子一行来到齐国，拜见齐景公而不去造访晏子。子贡说：“拜见齐君，不去见他的执政大夫，可以吗？” 孔子说：“我听说晏子侍奉过三位国君，都很顺利啊，但他为人是否正派，我很怀疑。” 晏子得知后，说：“我世代为齐民，不思己行，不识己过，是不能自立的。我一心一意，为国为民，辅佐过三位国君，都很顺利。可我如果三心二意地去侍奉一位国君，也未必顺利啊。如今，未见我的作为，却对我的顺利进行质疑。我听说，君子独立无愧于身影，独寝不惭于灵魂。孔子妄自议论他人，这犹如湖人非难斧头，山民非议渔网。开始，我见到儒者，觉得他们很尊贵；今天，我倒觉得他们很值得怀疑。” 孔子听到此言后，很后悔。他说：“我孤陋寡闻，口不择言而微词他人，这使我几乎错识了一位贤人。”

《红楼梦》中，贾府来了几个清客，曹雪芹写到这里时，想在名字上讽刺他们，于是就把其中一个取名为“胡斯赖”。 但这个“胡斯赖”是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是香山地区的一种水果。这种水果是当地人用苹果和槟子嫁接而成，样子非常漂亮，可味道却很干涩，只适合在果盘里摆着装样子。 据说，曹雪芹也是在香山知道这种水果的，给清客取这个名字，就寓意他们是外表光鲜但没什么内在的人。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从古至今，从未少过。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啊！

在人们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市场经济年代，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却日益萎缩，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三大节”已经被物质化、简单化为“粽子节”“月饼节”“饺子节”，其他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更是踪迹杳然。追寻问题之源，我们不难发现，能够力挽狂澜的主体——政府并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萎缩，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在它背后是整个传统文化阵地的萎缩：一些传统艺术品种渐趋没落、后继无人，传统文化活动的队伍建设、场所提供、经费保障都缺乏必要的重视和供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已经失去了必要的载体。而当传统节日来临，需要我们表现其文化内涵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这种能力。

东晋永和二年，大司马桓温举兵伐蜀，纳一姓李的女子为妾，对她十分宠爱，安置于后院。后来，当他的夫人南康公主知道了，嫉恨之极，气势汹汹地亲自提刀带领数十名手持棍杖的婢女前去。这时，李女正在窗前梳头，夫人见她长发拖地，姿貌绝丽，为之一愣。而她见了夫人后依然神色镇定，下地结发，从容不迫地答道：“国破家亡，父母遭难，我本不想活着，在此岂能安心！今日若能见杀，实乃求之不得！”夫人早已为她的绝代美貌所倾倒，再听她的凄婉言辞，立即掷刀在地，往前走了几步，抱住她说：“阿妹，见了你我都爱上了，何况那贼老头！”于是善待这位贤淑的美女。李女端庄的形貌美和高尚的品性美的完美统一所产生的美丽，竟然治好了她粗野凶狠的妒忌症。

汪曾祺说故事：“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做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烟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汪曾棋是美食大家，然而他对王世襄推崇备至，评价为：“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席间各位也是见多识广，王世襄却用最简单、最常见的食材独领风骚，平淡之中更显厨神本色。

英国科学家进行过这样一个实验，科学家在许多同时生长的南瓜上加上质量不同的砝码，有的几克，有的几十克，有的几百克，有的几千克，其中一个南瓜压得最多，从最初的几克逐步加压，到它成熟时已经加到了几百斤。科学家把这些加压的成熟了的南瓜摘下来，试着用刀把它们剖开，看它们的质地有什么不同。别的南瓜随着手起刀落迎刃而开，而那只承受压力最大的南瓜却把刀弹开了，把斧头也弹开了，最后只好用电锯把它锯开。测验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这只南瓜果肉的强度竟然相当于一株成年的树干！

俄国著名文学批判家赫尔岑年轻时，被轻佻的音乐弄得非常厌烦，便用双手捂住耳朵。“演奏的是流行音乐乐曲。”主人解释说。赫尔岑皱起眉头，说：“流行的乐曲就一定高尚吗？”主人听了很是吃惊：“不高尚的东西怎么能流行呢？”赫尔岑笑了：“那么，流行性感冒也是高尚的。”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流行与品质是两码事。我们需要学会判断与筛选，而不是一味盲目跟风。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有一个工匠受希腊雅典城的委托雕刻一座石像，这座雕像将矗立在神庙的顶上。这个工匠比预期时间晚了几个月才完成，因为他把雕像的背面雕刻得和正面一样漂亮，雅典城的官员因为他的超时而非常生气，问道：“你把雕像的背面雕刻得跟正面一样漂亮有什么用呢？又没人看得见背面。”工匠回答道：“是吗？可上帝能看见。” 真实的信仰并非出于话语之中，而是发自于内心，见诸于行动。

中国知名大学复旦，因110周年校庆的“抄袭三部曲”，2015年再度闻名遐迩：校庆LOGO涉嫌抄袭苹果TouchID标志；校庆宣传片涉嫌抄袭东大；在一番苍白无力的辩驳之后，再度发布的宣传片，又被指涉嫌抄袭慕尼黑工业大学宣传片。中华堂堂知名学府，为何在一次短短的校庆Party之间，频频爆发抄袭事件？这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复旦校庆的“抄袭三部曲”在中国大学之中并非独一无二。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学者、教授，因论文抄袭事件，屡屡成为互联网热门。更有个别学者、教授，宛若复旦大学的“兄弟”——复制大学的得意门生。他们复制、拷贝的高超技巧，已经走出国门，“荣登”一些国际学术刊物的黑名单。

行为学家告诉我们，当遇见某人时，我们会很自然地观察并解读对方，但自己并不会意识到这种行为。法国大文豪雨果认为，人的面孔常常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心理学家解释说：一个人最基本的习惯性态度或内心情感，如自信或自卑、乐观或悲观等，往往能“凝固”面部的表情肌肉，使其变成经常出现的那种状态。这些习惯性的状态就变成泄露内心情感的标记，从而帮助你认识一个人真实的性格。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这样总结道：“人的面孔要比人的嘴巴说出来的东西更多、更有趣，因为嘴巴说出的只是人的思想，而面孔说出的是思想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