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曾出任执政官，他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这个见解成为西方政治学著名定律之一，即“塔西佗陷阱”。也就是说：一旦公信力丧失，无论你说真话假话，干好事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干坏事。

《世说新语》记载，潘安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挟着牛皮弹弓，气质清雅地走在洛阳道上，妇女们见到他，都手挽着手，围在他的身边看，不让他走。左思被这种美女簇拥的丽景迷了心窍，动了心魄。于是，他决计效仿潘安，也在洛阳道上秀一把，制造一点艳遇故事。但是相貌奇丑的左思，没有做任何的妆饰打扮，也学着像潘安一样，挟着牛皮弹弓，故作潇洒深沉地走在洛阳道上。结果，一群妇女围着他，朝他啐口水，吐唾沫，他垂头丧气，只好狼狈地回来。

唐朝名臣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古代主管诉讼的官员）时，只用一年时间就解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17000人，而无一人说他判得不公。有一次，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唐太宗陵墓）柏树，高宗震怒，下令立刻把权善才杀掉。狄仁杰马上上奏高宗，说权善才罪不至死，免职即可。高宗说：“按法律虽然不能判死罪，但我非常痛恨这个家伙，就算违背法律规定，也要杀掉他！”狄仁杰说：“什么罪该受什么刑罚，都有等级标准，怎能随意将人赐死呢？法律想变就变，不遵循既定准则，官员和百姓就会无所适从。而且，只因一棵柏树就杀掉一个将军，后世会怎么评价您呢？”高宗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就免了权善才一死。法律不是儿戏，一旦制定，就不能随意改变。违反法律，要按规定惩处，既不能觉得情有可原就姑息纵容，也不能觉得分外厌恶就加重处罚。在皇帝的言语往往就是金科玉律的封建王朝，唐高宗最终都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更何况在依法治囯的今天，我们岂能根据个人的好恶亵渎法律的尊严？

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颜驷历经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三世，直至白发老翁之时，仍在郎署（汉朝官署名）为即（宿卫之官名）。很多人都好奇，为何颜驷一生如此不得志？究其原因，就不得不说三位皇帝的喜好了。正如颜驷所言：“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喜好年老的而臣尚年少，陛下喜好年少的而臣已年老，因此历经三世都没有晋升的机会，只好一直在此当差了。”试想，如果文帝好武，景帝喜好年少，武帝喜好年老的话，颜驷一生的机遇必定大不相同。

李思浩，民国时人，原是一位银行职员，后因玩麻将玩得好，结识了内阁总理段祺瑞，而导致官运亨通，当上了财政总长。据说当年政治要人段祺瑞，平生除嗜好围棋外，就喜欢玩麻将。段任内阁总理时，有一天赴中国银行总裁梁士治家，拟玩麻将，主人以电话向各方邀约，因时间已晚，始终三缺一无法成局，最后梁说：“我行内有一个职员可以凑合，不知总理是否介意？”段以临时凑成局即可，说无所谓。梁士治便将李思浩约来，并且向他说：“你只可输，不能赢，切记。”李思浩闻命，心中惶恐不安，只好硬着头皮入局，心情非常紧张。初时，段祺瑞认为李思浩职小位微不屑与语，只对其他两位说笑。李思浩深娴麻将技术，得此殊荣，小心翼翼总以能使段总理愉快为上，四圈下来，他已摸清了段的牌性。不久，机会来了，他根据牌型，推测段祺瑞手中是一副大牌，专听“白板”，等段等得焦急万分的时候，他适时声言：“我全手牌都是生张，只有打幺头，或许可望不放炮。”言毕，随手将“白板”打出，段祺瑞因此和了大满贯。下次洗牌时，段祺瑞很高兴地问李思浩的籍贯、资历，以示亲切。梁士诒颇为赞许李思浩的反应能力，以后每次段祺瑞来玩麻将，使命李敬陪。从此之后，李思浩与段祺瑞拉上了关系，渐受知遇而飞黄腾达，后来竟被提拔为财政总长。知道内情的人，便给李思浩取了个外号，叫作“麻将总长”。

英国作家毛姆身材矮小，有严重口吃，所以常受到一些大孩子的欺负，又因童年时父母双亡，因而养成了孤僻、敏感、内向的性格。但是，在毛姆的作品中，他坚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带有讽刺和怜悯意味，表达了对人性的关注和对社会的关心。在读书上，毛姆有着自己的主张。毛姆说，他并不劝人读完一本书后再读一本。就他自己来说，他发现同时读五六本书更合理。为什么他这样说呢？理由是“我们无法每一天都能保持不变的心情，而且，即使在一天之内也不见得会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因而毛姆提出了“为乐趣而读书”的主张，希望人们可以真切地体味读书的乐趣而读书。换言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快乐读书法”，对读好书和陶冶身心都是有益的。比如，在读小说的问题上，毛姆就注重“乐趣”二字。他认为，读小说就是为了“寻乐”，而不是通过读小说轻松获取知识，知识的获得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所以，他还提倡在不毁坏原著的精神上大胆删减原著内容，增加阅读乐趣。

韩国《中央日报》曾发放了7万份调查表，想知道本国公民最讨厌哪个国家。结果显示，半数以上韩国人最讨厌日本，其次是中国，排在第三位的是同胞朝鲜。但韩国人在讨厌的情绪之外却有难能可贵的地方，他们一面讨厌日本，一面又将日本列为“最应该学习的国家”；一面抗议美国在韩驻军，一面又认为它是仅次于日本的学习对象。 这一现象在欧美同样存在，天性乐观的巴西人不满意美国人自以为是；德国人觉得法国人只会夸夸其谈。每到一处，都可以听到当地国民对他国的不满。但饶有意味的是，巴西交通道路设计正是参考了美国公交系统的设置，才缓解了国家的道路运输压力；德国人做再生能源计划，融资办法是从法兰西银行的理财产品中得到的启示。

辛迪·克劳馥在18岁的时候进入了大学的校门。大学里的辛迪，是一朵盛开在校园的鲜艳花朵，走到哪里，哪里就发出一阵惊呼。那个时候，她已经身材修长、亭亭玉立，再加上漂亮的脸蛋，匀称修长的腿，实在是美极了。当时，人们对她赞不绝口。在同学当中，她是那么的引人注目。在这期间，有一个摄影师发现了她，拍了她一些不同侧面的照片，然后挂在他自己的居室墙上。同时，她的照片刊在《住校女生群芳录》中，她的脸、她的身体、她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刊物上。很快，她被领着去了城市里的模特经纪公司。但是一开始，她就碰了壁。这家公司竟说她的形象还不够美。她感到伤心，而令她更感到伤心的是，那个经纪人认为她的嘴边的那颗痣，必须去掉，如果不去掉，她就没有前途，但她不肯。成名之后，她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小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那颗黑痣，我的姐妹们都嘲笑它，而别的孩子总说我把巧克力留在嘴角了。那颗痣让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后来，我开始做模特儿，第一家经纪公司要我去掉那颗德。但母亲对我说，你可以去掉它，但那样会留下疤痕。我听了母亲的话，把它留在脸上。现在，它反而成了我的商标。只有带着它到处走，我才是辛迪·克劳馥。其他人跑来对我说，她们过去讨厌自己脸上的小黑症，但现在她们认为那是美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人们变得乐于接受属于自己的一切，尽管他们过去并不一定喜欢。”

在艺专，李安学的是戏剧和美术，父亲虽然支持他，心里却一直很矛盾。在他的观念里，学艺术远不如学理工科。可是，他又不忍心打击多次受挫的儿子，只能强作欢颜。很快，李安就从高考的阴影里走出来，融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他是校内的活跃分子，又是文艺骨干，还多次参加环岛巡回公演，甚至到工厂里表演舞台剧。那时候，同学们的兴致很高，都把表演当做人生的一大乐趣。大家穿着戏服，搬着道具，载歌载舞，好不热闹。但每次回家后，李安总会收敛许多，他怕父亲责怪自己。父亲看到他黑瘦的模样，就在饭桌上开训：“什么鬼样子！”李安要是听不下去了，就会把碗筷往桌上一放，直接回自己的房间了。这种沉默的反抗，一度让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后来，父亲一直想让他留学，希望他能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然而，李安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思去规划人生，而是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

2014年6月3日，六安一中高三学生上完高中最后一节课后，在校园里上演了一场“撕书狂欢”。漫天纸片从教学楼的各个楼层撒下，这些纸片是撕碎的各科试卷。近年来，应届高考生在考前“撕书狂欢”，似乎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活动——考生高喊“高考加油”的同时，将伴随自己多年的书籍撕成碎片尽情抛撒，宣泄压力。用这种方式宣告高中毕业，你怎么看？

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仅在维也纳，就有20多处故居。贝多芬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房子呢？是不是也像我们当下的人一样有意摆阔、炫富，或者像那些房叔、房嫂、房姐们那样大量购置房产？非也！贝多芬的20多处房子，大多都是租的。贝多芬为什么要租这么多的房呢？原来，当贝多芬正处在创作高峰期的时候，耳朵聋了，钢琴要弹得很响才能听得到。邻居们觉得他弹出的曲子是杂音，嫌它太吵，于是“众志成城”地把他赶走。迫不得己，贝多芬一次一次地搬家，才有了维也纳的20多处故居。再伟大的人物，再伟大的作品，再伟大的音乐，也有遭受驱逐的时候。所以，当你不被人理解、被人驱逐、被人排斥的时候，请多想想贝多芬，想想贝多芬在维也纳的20多处故居。

从1948年开始，美国的一些机构每过几年就要做一次“我心目中最喜爱的美国总统”的民意调查。根据最新的2009年民意调查结果，美国人最喜欢的总统前三名分别是林肯、华盛顿、小罗斯福。因为他们在美国最危险的时候，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华盛顿是独立战争，林肯是南北战争，小罗斯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发动其他战争的总统，往往是排名靠后的。可见，同样是战争，美国老百姓的心里自然有一杆秤。倒数三位的总统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他们分别是林肯之前的两任总统皮尔斯（第40名）和布坎南（第42名）以及林肯之后的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第41名）。前两位总统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们的无能让美国最终爆发了险些亡国的南北战争，而约翰逊总统则因为手笔不够大，根本无法让战争后的美国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富兰克林年轻时，想获选为费城议会的文书办事员。可是，议会中最有钱又最能干的议员之一非常不喜欢富兰克林，还公开斥骂他。怎样办呢？富兰克林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听说他的图书室里藏有一本非常稀奇而特殊的书，就给他写了一封便函，表示我很想看，请求他把那本书借给我阅读几天。他马上叫人把书送来了。过了一个星期，我把那本书还给他，还附上一封短信，强烈地表示我的谢意。没想到下次当我们在议会相遇时，他居然同我打招呼，并且极为有礼。自那以后，我们变成了很好的朋友，一直到他去世。”富兰克林去世近200年了，但他所用请求别人帮忙而跟人沟通的办法，却永远有效。

扁鹊名声传扬天下。他到邯郸时，闻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治妇女病的医生；到洛阳时，闻知周人敬爱老人，就做专治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闻知秦人喜爱孩子，就做治小孩疾病的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天下谈论诊脉法的人，都遵从扁鹊的理论和实践。秦国的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派人刺杀了扁鹊。

严冬的清晨马路上，一个仅穿着背心、短裤的长跑者正艰难前行。路旁车牌下，两个穿着厚重的上班族在寒风中缩颈跺脚，小声议论道：“瞧这长跑的，这样的早晨不躺在温暖的被窝里享福，情愿吃这份苦，真傻！”长跑者与另一位长跑者相遇，说道：“你看到那两个等车的吗？我天天见他们在那里乘车上班，其实才三站路。他们情愿忍冻等车，而不想跑着去，顺便出出汗、锻炼下身体，真傻！”后者颔首称是。 长跑者、等车者都从与对方的比较中享受到了做聪明人的乐趣。我们爱做比较，目的无非是寻找优越感，但标准往往不一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过适合自己的生活，何须与他人比较呢？

张牧野书中古代文化的知识和天马行空的想像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他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里播的长篇历史评书。后来他还非常爱看央视的《探索·发现》以及国家地理频道的考古节目，《鬼吹灯》受到《2001太空漫游》、《异形》、《金刚》之类的电影影响最大。他从小看杂七杂八的书比较多，对《易经》也特别感兴趣，而《易经》包罗万象，能派生出各种文化。所有的书，他最喜欢《水浒传》，看了40多遍。每次出差或旅游，他都喜欢坐火车。坐火车可以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听他们讲四面八方的奇闻异事，比如裁缝祖先是轩辕，唱戏的祖师爷是唐明皇，杀猪的祖师爷是张飞，传统的行业像各自的门派一样。他最爱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耳濡目染之后，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富矿。

乔说：“不论你推销的是什么东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顾客相信——真心相信——你喜欢他，关心他。”如果顾客对你抱有好感，你成交的希望就增加了。要使顾客相信你喜欢他、关心他，那你就必须了解顾客，搜集顾客的各种有关资料。乔中肯地指出：“如果你想要把东西卖给某人，你就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收集他与你生意有关的情报……不论你推销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每天肯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自己的顾客，做好准备，铺平道路，那么，你就不愁没有自己的顾客。刚开始工作时，乔把搜集到的顾客资料写在纸上，塞进抽屉里。后来，有几次因为缺乏整理而忘记追踪某一位准顾客，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动手建立顾客档案的重要性。他去文具店买了日记本和一个小小的卡片档案夹，把原来写在纸片上的资料全部做成记录，建立起了他的顾客档案。乔认为，推销员应该像一台机器，具有录音机和电脑的功能，在和顾客交往过程中，将顾客所说的有用情况都记录下来，从中把握一些有用的材料。乔说：“在建立自己的卡片档案时，你要记下有关顾客和潜在顾客的所有资料，他们的孩子、嗜好、学历、职务、成就、旅行过的地方、年龄、文化背景及其它任何与他们有关的事情，这些都是有用的推销情报。所有这些资料都可以帮助你接近顾客，使你能够有效地跟顾客讨论问题，谈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了这些材料，你就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可以让他们高谈阔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只要你有办法使顾客心情舒畅，他们不会让你大失所望。”

法鲁克是埃及最后一位国王，是名著名的暴君。他对喜欢的东西，一定要设法弄到手；如果他不喜欢，他的处理方法也很简单——除掉它们。有一次，他连续几天做恶梦，梦到被狮子追赶。于是，他在某天早晨赶到开罗动物园，把关在笼子里的每一头狮子，一一开枪打死。最终，他尽失人心，被军队推翻下台，流亡海外，死时只有45岁。

有个人一心一意想升官发财。 年轻的时候，上司爱好文学，他便学着作诗、学文章，想不到刚觉得有点小成绩了，却又换了一位爱好科学的上司。 他赶紧改学数学、研究物理，不料上司嫌他学历太浅，不够老成，还是不重用。 后来又换了位上司，他自认文武兼备，人也老成了，谁知上司喜欢青年才俊…… 研究学问、学习技能，应该是为充实自己，千万不能为了迎合别人的意旨，或随时代潮流而盲目地学习，否则，目的不能达成事小，白白糟蹋了一生宝贵的光阴，才最可惜。

19世纪，在维也纳上层社会的妇女中，流行一种宽檐的帽子，帽檐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羽翎，十分华美。当这些女士们进入剧场看戏剧时，坐在她们后面的观众就只能看到她们的高高的帽子，而看不到舞台，于是就向剧场经理提出抗议。剧场经理起初只是一味请求女士脱帽，但谁也不予理睬。后来，经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只听他说：“本剧场照顾年老的女士，只有她们可以不必脱帽。”此言一出，剧场的女士们纷纷摘下了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