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全书》有一段记载：有位聋哑人叫杨茂，王阳明不懂手语，无法跟他交谈，只好用笔代言。 王阳明问：“你的耳朵能听见是非吗？” “不能，因为我是聋子！”杨茂答。 “你的嘴巴能说出是非吗？”王阳明又问。 “不能，因为我是哑巴！”杨茂答。 “你的心能分辨出是非吗？”王阳明再问。 “能！”杨茂立即回答。 于是王阳明说：“你虽然是个残疾人，但你的耳朵关闭是非，嘴巴封锁是非，省了很多是非。只要你的心能明辨是非，这就足够了！”

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事件又现转折。在网上传出的被打女司机卢某《致歉信》中，这位已成“千夫所指”的女司机对其行车中的鲁莽和不理智行为诚恳道歉，并称“错就是错”，自愿受罚。这起事件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打人者遭到一边倒的谴责；其后，女司机卢某被打前连续变道且碾轧实线的视频曝光，舆论反转。到了“第三季”，女司机及其家属在公开言论中疑似骄横塞责，引发部分网友不忿，“人肉搜索”启动，事件有些失控。昨天，卢某在《致歉信》中也有了换位思考，她在痛陈“深知网络暴力、人肉搜索带来的伤害”之外，也特别表示“不希望男司机与其亲属遭遇同样的境遇”，并“恳求大家能到此为止”。

某日我问老板：“为什么真皮的便宜，假皮的反倒贵呢？”老板说：“您弄错了！便宜的这双是假皮，贵的这双才是真皮。只因为假皮做得太好，所以看来像真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滑稽事呢？”我有点不相信地说，“真皮和假皮还有什么分别？”老板回答：“穿上就知道了。选皮鞋就像选朋友，尽管看来真假难分，甚至假得乱真，真得似假，但是只要一交往就知道了。 凡事都要经历真实的感受，是真是假，是优是劣，一试便知。

数月前，一条“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进食引发争议”的微博激起香港、内地网友讨论。事件起因是一个内地小女孩在车厢内吃点心，有乘客提醒“车厢内不能吃东西”。随后，小女孩的母亲和一位香港乘客对骂，双方对骂越来越大声，以至于这位母亲的同行女子和几位香港人也加入双方骂战。而小女孩为了缓和气氛，劝阻妈妈说：“是我们错了。”其间有人按动车厢紧急按钮，通知站台职员到场，有旁人提议“发张告票给她”。其后地铁开往下一站，港铁职员解释，港铁附例不准车内进食，女孩母亲则称，“不好意思，我怕我是听不懂，赶着回家”。港铁发言人称，其实港铁自成立以来就有规定，乘客入闸后不能再进食，这是为了为乘客提供清洁、舒适的乘车环境。乘客入闸后，也会见到标语提醒等，工作人员会不定时地巡查。有统计称，港铁方面共发出8047封警告信，若乘客听从劝谕，未必会实时检控。

据《梦溪笔谈》记载，沈括在开封相国寺见到高益的一幅壁画，内容为乐工同奏，很有意境。但人们都诟病弹琵琶的乐工拨错了弦，管乐吹奏的都是“四”字音，在琵琶的上弦，但画上拨的却是下弦。沈括经过仔细观察后，认为高益画的没错。他指出，弦乐跟管乐不同，演奏管乐时，手指按在什么音，就发什么音，是同时的；琵琶则不同，只有当手指拨弦之后，才会发音，动作是早于声音的。正因为这样，弹琵琶的乐工的手指不在“四”字音的上弦，而在下弦。足见画家布置巧妙，匠心独运。

朋友也分很多类型。 友谊深厚，情投意合，叫莫逆之交。 过去贫困时所结交的知心朋友，叫贫贱之交。 忘记了年纪的差距而结成的朋友，叫忘年之交。 旧时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结成的朋友，叫君子之交。 朋友或同志之间平淡的、浮泛的交往，叫泛泛之交。 童年时代所结成的好朋友，叫做竹马之交。 依靠吃吃喝喝结成的朋友，叫做酒肉之交。 贫富之间差距很大的朋友，叫车笠之交。 无意中相遇而结成的朋友，叫做邂逅之交。 宝贵而有价值的交往，叫做金玉之交。 人生中朋友各不相同，真朋友，诚可贵，且珍惜。

政府犯错向公众道歉，本应是一种常态，现实中却遭遇困境。不管是处理公共事务的理念转变，还是亲民的执政之风。道歉都不应成为危机公关、作秀和违心之举。知错认错，还需改错。坦诚道歉更要敢于担责，以切实行动和努力解决问题，才能让道歉更有价值。现实社会生态下，以此开启官民的良性互动，无疑更有意义。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2013年7月22日表示，正研究引入“道歉法”，建立政府出错道歉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政府应为所犯的错误向民众道歉。政府主动向民众道歉，在内地还不多见。对于政府来说，能否真的放下架子、拿出诚意，从道歉开始，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值得期待。

近年来，素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开设专栏，为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挑错，发现其中确有一些语言文字和文史知识差错。对此，这些作家纷纷表示理解，并积极回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诚恳地感谢读者对她的作品“咬文嚼字”；莫言在被“咬”之后，也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他表示，请别人挑错，可能是消除谬误的好办法。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将心理学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得出的结论看上去颇为荒谬，甚至违反直觉。1996年，卡尼曼做了一个最为有名的实验，他研究了682名做结肠镜检查的患者。他将病人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病人的结肠镜检查稍做延长，即检查结束后，先不抽出管子，而是静静地放一会儿，这时候病人会感到不舒服，但已没什么大痛。做延长检查的病人（不管开始阶段有多么痛苦）事后都反应不错，觉得下次选择还是要选结肠镜而不是钡餐和X光。而那些没有延长检查时间的病人下来后则大叫：“真像下地狱啊。”卡尼曼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在评价某种经验时，有一个时间长短的因素。也就是说，最后阶段的痛苦（或欣悦）程度决定了我们对整个事件的记忆与评价。这对我们预期某种决策以及每天利用这一“捷径”做出上百个决定极为有用。

唐朝元和十二年春末，白居易与朋友结伴游江西庐山，写了一首《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有一天，宋代的沈括读了这首诗，讥讽道：“既然‘四月芳菲尽’了，怎么会‘桃花始盛开’呢？大诗人也写出这样自相矛盾的句子，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呀！”想不到有一年春夏之交的季节，他到一座山上考察，见到了白居易诗中的奇景：四月天气，山下众花凋谢，山顶上却是桃花红艳。猛然想起白居易的诗来，才领悟到自己错怪了大诗人，也从中发现了高度对季节的影响：由于山上气温低，春季到来要晚于山下。后来，他又找来白居易的诗，发现前面有一篇序，序中写道：“（大林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花），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沈括感慨道：“都怪我读书不细，经验太少啊！”同样的错误也发生在苏东坡身上。有一天，苏东坡去拜访宰相王安石，碰巧其不在家，他的书房案上有一首咏菊的诗，没有写完，只有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心想：堂堂宰相，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诗？“西风”是秋风，“黄花”是菊花，而菊花敢于和秋霜鏖战，是能耐寒的，说西风“吹落黄花”就已不对了，而且还吹得“满地金”，落了一地，岂不大错特错？于是，他提笔续了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来，苏东坡被贬到黄州，重九时节的一天，大风过后，苏东坡邀请好友到后园赏菊，只见菊花纷纷落英，满地铺金。这时，他猛然想起一年前给王安石续诗的事情，不禁目瞪口呆，悔悟到是自己错了。

有个太太多年来不断嘲笑对面太太很懒惰：“那个女人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看，她晾在院子里的衣服，总是有斑点，我真的不知道，她怎么会洗衣服都洗成那个样子……”直到有一天，有个朋友到她家，才发现不是对面的太太的衣服洗不干净，而是她家的窗户上有个没有擦清楚的黑点。 如果标准是错的，那么世界将会本末倒置。有时我们发现没有对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我们的衡量标准了。

有一天颜回上街看见两个人在吵架。买布人认为三八二十三，卖布人则说三八本来就是二十四。颜回忍不住为卖布人说话。没想到买布人说他就听孔夫子的，要找孔夫子评理，并说如果是自己错了就把脑袋割下来给颜回。听明情况，孔子对颜回严肃地说：三八本来就是二十三，让颜回把帽子给了他。颜回很疑惑，但还是把帽子摘下来给了买布人。等买布人走了以后，孔子解释说：如果自己说颜回错了，那颜回只是输了一顶帽子；如果说他输了，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重大道义而不计小是非，正是我们需要从孔子身上看到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