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李苦禅年轻时师从国画大师齐白石，不仅画艺精湛，而且人格质朴。他长于画鹰、竹、莲、梅等题材。鹰是阳刚的倾向，竹是刚正不阿的象征，莲喻示了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操，梅则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品格。画品如人品，这也正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他常说：“人，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李苦禅心地宽厚，待人诚挚，尤重信义，言出必行，不计得失。有一次，李苦禅在家中正忙著作画，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突然来访，他赶紧放下画笔，请老友入座，命家人端上一杯清茶，俩人天南海北地聊起了故人旧事，甚是欢娱。末了，老友将要起身告辞，才不好意思地说：“不瞒你说，今天我是来求画的，不过我看你作画辛苦，想是相求的人太多，实在难以启齿……”不待老友说完，李苦禅爽朗地笑了起来，“老兄何必这样客气呢？凭你我的交情，一幅画算得了什么？不日即可奉上，还请老兄多多指教！”老友高兴得连声道谢，揖手而别。可是随着李苦禅名气越来越大，他的应酬也越来越多，因为事务缠身，老友所求之事也一拖再拖。有一天，老友的儿子突然登门，臂戴黑纱，泪流满面地告之其父已于日前病故的噩耗。李苦禅惊得跌坐在椅中，想起老友所托之事尚未如愿，悲伤之中又禁不住满怀愧疚。应人之事未了，而所应之人已去，如何能让自己心安呢？夜深人静之时，李苦禅在书房里神情凝重，他缓缓地铺展开一张洁白的宣纸，细细地研好墨，然后挥毫作画，时而运笔如风，时而精雕细琢，整整画了一百枝卓尔不俗的莲花。画罢，他又郑重地题上了老友慧鉴的跋款，并盖上了平时自己最喜爱的印章。之后，李苦禅携画来到后院中，满上两杯水酒，点燃一支高香，洒一杯酒在地，双手举画。对天遥祭道：“吾友见谅，苦禅疏懒，未得一了心愿却惊闻老兄仙去，追悔莫及。今作《百莲图》，焚之以追偿所愿，老兄在天有知，苦禅岂敢无信？”拜完后，划着火柴，将精心制作的画作，化作了一团鲜红的火焰。李苦禅的奇怪举止惊动了他的儿子，他跑出来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李苦禅叹了口气，详述了事情的经过。儿子听后有些不解地问：“您这又何必呢？又不是故意不给他画。再说，您的朋友已然亡故，你画了画给他，他也无从知晓了啊？”听儿子这样说，李苦禅抬起头，正色道：“过去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应人之事，岂可食言？老友无知，而我心有知。”事后，李苦禅一再嘱咐儿子说：“今后再有老友要画，及时催我，不可失信啊！”在苦禅大师看来，“诚信”二字，之所以要在“信”字前加一“诚”字，就是强调对信的遵守关键在于自己的内心。这种诚信能够超越时空与生死的界限，应之于心，遵之于心，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追求自己内心的释然。诚信的最高境界，不是简单地有信于人，更要有信于己。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经常教导身边的人要学会思考。有一天深夜，他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个学生仍然伏在工作台上忙碌着。卢瑟福问道：“这么晚你还在做什么？”“我在工作。”学生答道。“那你白天做什么呢？”“在工作。”“那么你早晨也工作吗？”“是的，教授，早上我也工作。”卢瑟福问道：“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

欧阳修曾对谢绛说：“我平生所作的文章，多半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好好构思啊。”

英国著名牧师约翰·卫斯理，50年里，足迹遍及英伦三岛的每一个角落，行程25万英里，讲道超过4万次，在此期间还出版了233本著作。对此质疑的人很多：一天除了吃喝拉撒还得睡觉，可能吗？是人还是神？于是纷纷拍砖，说又是励志的“神话”。所幸他留有日记，可以揭开这个谜底。83岁时，他写道：“眼睛不争气，写作时间每天不足10小时，真气人。”86岁时，他写道：“可恶的身体，每天布道无法超过两次。”87岁，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他写道：“可恨的家伙。近期，赖床不起的倾向有所增加，几乎每天都要赖到早晨五点半才肯起床。”时间非但不会说谎，还异常忠诚。

有“当代福尔摩斯”美誉的国际刑事科学鉴识界顶尖权威专家李昌钰博士，一生纵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侦破8000多起案，获得的荣誉达800多个。1965年他放弃了安逸舒适的报纸总编工作，和太太身揣50美金赴美留学。初到美国，语言不通、经济窘迫的李昌钰选择了半工半读，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10年。虽然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清贫，但他用坚持和韧性改变了命运。从端盘子到教功夫、洗试管，同时兼职3份工作，他经历了一次次艰难的跋涉。在当时华人受到歧视的氛围中，他勤奋的工作和卓越的成绩证明了自己。他以两年半的时间修完4年大学课程，获得纽约大学生物化学硕士、博士学位。3年之内，从康州纽海文大学助理教授升为终身教授。1998年，他出任康州警政厅厅长，成为美国警界职位最高的亚裔人士。当年简陋不堪的康州鉴识中心，在他的带领下，如今已成为世界顶尖水平的刑事鉴定中心。多年来，李昌钰坚持每天只睡4小时，将省下来的时间用于研究和写作。如今他已72岁，勤奋努力仍是他的生活常态。他奉行“3285时间哲学”：如果每个人能够充分善用自己的时间，一年就能节省下3285小时。在很多人看来，李昌钰的成功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我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变不可能为可能。”李昌钰淡然微笑，语气自然而平实。

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一年中几次失业，后来他才应聘到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做了一名技术审查员。 他每天上午步行到专利局，走上四楼，坐在他那狭长的办公室里，工作8小时。当时专利局使用的是一种长腿座椅，这种座椅让不少人养成一个习惯：把座椅往后一仰，双腿跷到桌上，悠闲地审查图纸。爱因斯坦不习惯这样，他宁可紧张、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有一天，他从家里带来一把锯子，一声不响地把椅腿锯掉了一截。他又可按自己的习惯，整个身子都埋在桌子上的图纸中工作了。每天，他把图纸审查完后，就利用节省下来的时间，进行令他着迷的物理学研究。也正是在伯尔尼工作的这段日子里，爱因斯坦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果。他提出了光量子假设，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相对论也是在这段时间诞生的，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爱因斯坦锯掉了一种安逸的工作状态，才使他能完全集中精力到桌案的工作上，不会因为安逸而懈怠。

他很早就感悟到人的生命来之不易，要十分珍惜来到人世的宝贵机会。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人生是一次盛大的赴约，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信守由人类积累起来的理智所提出的至高无上的诺言……”那么“诺言”是什么呢？就是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在另一篇日记里又写道：“也许，人的生命是一场正在焚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去做的，就是竭尽全力要从这场‘火灾’中去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这种“追赶生命”的意识，在同龄的孩子中是极少有的。盖茨所想的“诺言”也好，追赶生命中要抢救的“东西”也好，表现在盖茨的日常行动中，就是学校的任何功课和老师布置的作业，无论是演奏乐器、还是写作文，或者体育竞赛，他都会全心全意花上所有时间去最出色完成。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自中学时期就开始跑步锻炼，至今不懈，被人们誉为“跑步总统”。在谈到自己的跑步生涯时，克林顿说：“我一般是每周有5天安排跑步锻炼，每次跑5公里，在休息日跑的距离还要更长一些。”在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期间，克林顿有时还会出现在当地长跑比赛参赛选手的行列中，其中在一次10公里跑步比赛中，克林顿的成绩是47分钟。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紧张而繁忙，被迫减少跑步锻炼的活动量，因此体重增加了近20磅。于是，之后他又把每周的跑步锻炼量增加到36公里，不久就把体重减到正常水平。当选美国总统后，克林顿的一举一动都要在众多保镖的监护之下，但他仍在周密的安排下进行跑步锻炼活动。

最近一直乘飞机到处飞，发现一个现象：同样是30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旅客，头等舱的往往是在看书，公务舱的大多在看杂志或用笔记本电脑办公，经济舱的则是看报纸、看电影、玩游戏和聊天的比较多。在机场，贵宾厅里面的人大多在阅读，而普通候机区的人全都在玩手机。那么到底是人的位置影响了其行为呢，还是人的行为影响了其位置？

王充由于出身贫苦，因而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基本上是从劳苦人民实际生活的情况出发的。他在读遍了诸子百家的主要著作之后，对于某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的说教深感不满，下决心给予严厉的批判。于是便集中精力独立思考，着手写书。为了不耽误时间、不打断思路，他在住宅的门上、窗上、炉子上、柱子上甚至厕所里，都安放了笔、纸，想一点，写一点，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他终于写成了充满着批判精神、闪耀着唯物主义光辉的《论衡》。

电子技术在飞速发展，微博也变成了大家常用的通讯工具。微博固然有其无可比拟的优点——简易、个性化、迅速以及广泛，但微博的简易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深度不够。140字的限制能出多少真知灼见，无非是一些闲杂琐碎的心情；转发与评论毕竟寥寥数字，只能传递信息，怎么会有思想的交锋和情感的碰撞？我们沉迷在这个世界里，长期以往，只会形成一种“快餐式”的生活模式，填饱肚子即可，管他营养不营养。微沉迷也许不像网络沉迷那样真的会消耗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它也会成为我们的依赖，然后同化我们，让我们也变得简单而机械。

马克·吐温有一次坐火车去首都一所大学讲课，他十分着急，而火车却开得很慢。这时来了一位查票员，问马克·吐温：“你有票吗？”马克·吐温递给他一张儿童票。查票员仔细地打量了他之后说：“真有意思，我看不出您还是一个孩子啊！”马克·吐温回答：“现在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但我买车票的时候还是孩子。您要知道，火车开得太慢了。”

有个中国人第一次到德国出差，在法兰克福火车站下车后，走出候车大厅，这时他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位出站的客人刚走到便道旁放下手提袋，马路上飞驰的车流中便有一辆奔驰车正好拐上便道停在他身边。两人握手、上车，这个接站过程不过8秒钟。这个中国人看呆了：时间竟是这样准确无误。在展览会开会期间，这位中国人在吃早餐的路上碰见了一位正巧也去参会的德国熟人，就和他打招呼：“你真早啊！”没想到德国人一本正经地回答不早了，我7点30分起床，用20分钟做体操，10分钟洗漱，早餐吃了15分钟，现在用了15分钟走到会场，8点30分正好能进去。”这位中国人听得惊讶极了，就故意问：“那你何必不再早点进场呢？”德国人耸耸肩：“展览会定的8点30分才让进场，我只好根据这个时间来安排了。”这位中国人听完这番话后，平生第一次也计算了一下自己吃早餐用多少时间。几位中国人参加了德国一家著名公司在汉诺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会议开始了，公司总裁的第一句话就说：会议要开一个小时。总裁讲了20分钟下去了，这时会场上的中国客人好奇了，窃窃私语：还有8个负责人呢，别说一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也不够！可接下来，每个发言的人都恰好讲了5分钟，这样，8个人全部发完言，正好一个小时。

即使在游泳馆养伤，她晚上照样做作业。郭晶晶边学习边训练，每天都能完成作业。这曾让班主任吴薇很奇怪，问她什么时候完成的。郭晶晶说是利用休息的时候。中午，还有下午训练结束后到吃晚饭前都是做作业的时间。实在写不完，就在厕所写，因为宿舍到时间就要关灯。对此，郭晶晶的姥姥很自豪，说，“我们家晶晶是两个脑子，一个脑子跳水，一个脑子学习。”

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曾说过：“读书多用‘零头布’。”他常用“零头布”比喻零星的时间，用“整匹布”比喻相对充裕的时间。他说：“搞大一点的项目，最好用‘整匹布’。”但他的不少大项目，其实也是用“零头布”做成的。20世纪80年代初，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此外有20多个职务，事务冗繁，“整匹布”并不多，好在他善于运用“零头布”。他说：“如果你那时到我的办公室，就会看到办公桌上，右边放着公文，左边放着书籍、杂志。我批阅完右边的公文后，就拿起左边的科学杂志看起来。尽管室中的电话声、谈话声很嘈杂，我都不在乎，好像没听见似的。”正是由于善于利用零星时间，他在百忙之中才写出了《仿射微分几何》等专著。

北宋仁宗年间，朝廷准备在开封东郊建一座塔——开宝寺塔，并请了当时最著名的工匠预浩负责设计和建造。 预浩领命之后，先到现场勘察，然后设计出了施工图。施工时，有工匠发现设计图中西北方向的基础明显比东南方向的基础低，于是向预浩提了出来。预浩也没有解释，只是告诉工匠们继续施工即可。在塔身建起来一半时，工匠们发现这个塔明显向西北倾斜，再次提醒预浩，预浩依然告诉他们继续按原设计施工。后来，整座塔完工了，精雕细琢，气势非凡，但就是明显向西北倾斜。于是很多人议论，说这座塔虽然看上去很漂亮，但用不了多久就会倒掉。 这件事后来传到了宋仁宗耳朵里，仁宗一向以仁慈宽厚著称，他把预浩叫来亲自询问。预浩解释说，开封地势平坦，没有高山，而且常刮西北风。这个塔，如果按老方法设计，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被风吹得倾斜，会有倒掉的危险。目前的设计就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风吹它个近百年，它就会正了。”仁宗听后，高兴地赞道：“卿此举实乃为未来负责耳！” 一百多年以后，人们发现原本倾斜的开宝寺塔果然正了，而那时，预浩早已去世多年。人们感慨他的远见卓识，更为他对未来负责的精神肃然起敬。

蔡志忠总是喜欢说每个人都可以用一把刷子混饭吃，关键是要尽早找到这把刷子。问他要早到什么时候，他说全世界最厉害的角色在二三岁时没有还不知道自己这把刷子是什么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很小就开始逐梦了，高斯7岁就发现了s=n（n+1）/2的公式。人没有梦想就像蝴蝶没有翅膀。有所成就的惟一方法就是学会从梦中醒来，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不要妄想什么都不做就等着好运的到来。”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要挤总是有的。”鲁迅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就是珍惜时间。 鲁迅儿时起就到处奔忙，跑当铺，跑药店，做家务……而他的兴趣又特别的广泛，读书、写作、传说、绘画，无所不包。正因杂事繁多，涉猎广泛，时间就更显重要了。因此，他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 鲁迅曾说：“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他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工作时若是有人来找他聊天，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人们问富兰克林：“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呢？”“您看看我的时间表就知道了。”富兰克林说道。他的作息时间表是什么样子的呢？5点起床，规划一天的事务，并自问：“我这一天要做些什么事？”上午8点至11点、下午2点至5点工作；中午12点至1点，阅读、吃午饭；晚6点至9点，用晚饭、谈话、娱乐、检查一天的工作并自问：“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朋友劝富兰克林说：“天天如此，是不是过于……”“你热爱生命吗？”富兰克林摆摆手，打断朋友的话，“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曾在暑假前的学期结束会上发表过一个简短而风趣的演说。当时学生们询问爱因斯坦在学术上有无新发现，他不得不即席宣布：“我有一个发现：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指暑假的开端到暑假的结束。祝诸位暑假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