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于2010年10月20日深夜开车去看女友返回西安途中，驾车将被害人张妙撞伤后，发现该被害人正在记车牌号，心生恐慌，遂将伤者连刺八刀致其死亡，后驾车逃逸，途中再次撞伤行人。2011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著名翻译家傅雷在写给儿子傅聪的《傅雷家书》中，反复提到要“先做人，再做艺术家，最后做钢琴家”。 药家鑫的父母和老师们，如果在教育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这一点，药家鑫还真的未必会在瞬间举起屠刀，葬送了一个无辜的母亲和自己的未来。

克里姆林宫内曾有位尽职尽责的老清洁工。她说：“我的工作和叶利钦的工作差不多，叶利钦是在收拾俄罗斯，我是在收拾克里姆林宫。每个人都是在做好自己的事。” 她说得多么轻松、怡然，很使人感动，也很令人深思。克里姆林宫的老清洁工在达官显贵面前是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可她并不自卑，而且还幽默地把自己的工作和总统的工作相提并论，足见其心胸的豁达与坦荡。 一国之君也好，一介草民也罢，他们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所以，她每天都在认真地收拾红墙内的灰尘和垃圾，同时也把散落在心头的苦闷和迷惘一起清扫掉。

工艺上的小差异，往往会显示出民族素质上的大差异。在比较中日两个民族的认真精神时，海尔总裁张瑞敏先生曾说：如果让一个日本人每天擦桌子六次，日本人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每天都会坚持擦六次；可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去做，那么他第一天可能擦六次，第二天可能擦六遍，但到了第三天，可能就会擦五次、四次、三次。到后来，就不了了之。有鉴于此，他表示，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不得不承认，日本民族在严谨方面，绝对是我们的榜样。

一次，当贝多芬与歌德一同散步时，迎面撞见了皇后，太子和一群贵族们。面对他们，歌德立刻让路，而贝多芬则坦然地说：“让路的应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但歌德还是摘下礼帽，躬身立在路旁，而贝多芬则背着双手，阔步向前。结果太子认出是贝多芬，连忙脱下礼帽向他致意，其侍从们也毕恭毕敬地分列两边，目送贝多芬挺胸而过。那次，贝多芬真正感到了做人的尊严。

在韩国《我是歌手》第三季比赛中，郑淳元连夺四周第一，最终夺得韩国歌王桂冠。此次前来参加中国版《我是歌手》，他表示好不容易才卸掉歌王光环，重新以新人姿态出发。他坦言来参加中国版《我是歌手》很有压力，因为从接到邀请开始，到全心投入学习中文，他只有三周的时间学习，为此他还推掉了所有的活动。他的中文水平虽不及《我是歌手》第二季的马来西亚选手茜拉，但在歌曲表达和态度上，足以忽略他的发音，足以感受的到他对中国音乐的敬意、对舞台的尊重、对观众的诚意。贵为2012年韩国版《我是歌手》的“歌王”，又在两季韩国《我是歌手》代表对决中夺冠，郑淳元在韩国音乐阁的地位斐然。此次作为首位赴中国参与《我是歌手》竞赛的韩国歌手，他感慨虽然久经沙场，却仍然紧张，可见他对待音乐、对待事业的严肃认真态度。

关于文物鉴定，马未都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文物鉴定容易出现两种错误，一种是把真物看成假物，另一种是把假物看成真物。把假物看成真物不怎么丢人，做伪者手法天天翻新，技术天天进步，鉴定者偶尔一错，尚可原谅；把真物看成假物则是很丢人的事，不幸的是，今天丢人者大有人在。同样，鉴定一个人也容易出现两种错误，—种是把坏人看成好人，另—种是把好人看成坏人。把坏人看成好人，这并没有什么丟人的，因为骗子的骗术越来越高明，偶尔看走眼，并不可耻；最可耻的是，因为被人欺骗过，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人，于是总用一种“坏”的心眼来看世界上的一切，来看世界上一切的人、一切的事。被人欺骗，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因为被人欺骗而丢失了一颗信任人的心。

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里写到一位富家小姐——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千金。她从小锦衣玉食，后来却沦落到下乡挖鱼塘清粪桶。多年过去，物是人非，什么都改变了，但是，她竟然还要喝下午茶。家里一贫如洗，烘焙蛋糕的电烤炉早已不见了踪影。怎么办？她自己动手，用仅有的一只铝锅，在煤炉上烘烤，在没有温度控制的条件下，巧手烘烤出西式蛋糕。就这样，悠悠几十年，她雷打不动地喝着下午茶，吃着自制蛋糕，怡然自得，浑然忘记身处逆境，悄悄地享受着残余的幸福。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淡定而从容。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悲也好，喜也好，你都要面对，等有一天你回首，会发现那正是你的人生。陪伴你走过来的，不是金钱与容貌，而是你那颗坚强的心。

莫言每次从外地坐飞机回京，都想到女儿家去看看。女儿的房子离机场很近，有时他明明应该到她那边去，他却不去，而是回到自己在市中心的房子，就是因为他怕出租车司机会嫌路途短不高兴，排了半天队拉这么一个挣不了多少钱的短活儿，会甩脸色给他看。他这一路就会很痛苦。所以，有两次必须去女儿家的时候，他就预先准备好一盒中华烟，上车以后就把中华烟先给司机，说：“师傅先给你一盒烟抽，绝对不是假的。”然后再跟他说去哪里。司机当然很高兴，他一算，一盒“中华烟”60元钱，他没赔，所以一路跟莫言有说有笑。所有和莫言有过交往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在乎别人感受的人，无论对谁都低调、谦恭、谨慎，甚至显得有点“软弱”。然而，莫言的这种软弱，恰恰展现了一种人性的美好——对每一个人都心怀体恤和敬重，哪怕他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新书买回来了，我们都会很爱惜地翻阅，甚至还有人为它包上个封面。可是，一些名人居然有毁书的怪癖。英国化学家戴维看书时，常常把书页撕下来看，看后又扔了。这使他的学生们大为震惊，而他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样看方便，再说，我一生没有时间把任何一本书读两遍，也不打算读两遍。拿破仑也喜欢看书，就是行军时他也带不少书。据说他马车上有个书架，他在行驶时一边看书一边若有所思，看完就将书从马车的窗子里扔出去，他认为，一本书对他有一个启示足够了，再多也消化不了。每次他出行，他的随从会把车里的书架重新装满。

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晚清重臣，两人名气都很大，朝廷一般多以“曾左”并称他们两人。曾国藩年长于左宗棠，并且对左宗棠予以提拔，但左宗棠为人颇为自负，从没有把曾国藩放在眼里。有一次，左宗棠很不满地问身旁的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一位侍从大胆直言：“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中则无曾公。”侍从的话让左宗棠沉思良久。

熟悉林丹的人都知道，林丹有过当兵的背景，曾在八一队待过，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次当兵并不是林丹自愿的，而是无奈之下的选择。12岁那年，林丹曾获得过全国少儿羽毛球比赛的男单冠军，那时候，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进入福建队，也对自己入选福建队充满信心。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体校的大部分同学都被福建队挑走了，只有他一个人去了八一队。这对当时的林丹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让他沮丧了很久，一直在考虑为什么福建队不要自己。刚进八一队的时候，林丹还没有开始发育，穿最小号的军装都嫌大。几年的军队生活磨练了林丹的意志，也让他的球技变得日益专业起来。因为表现出色，林丹被中国青年羽毛球队挑中，代表福建去参加1998年的亚锦赛，没想到一开打就败在了一个印尼球员的手里。回国之后，林丹遭到了所有教练的狠批，教练们痛骂他没有意志力，缺乏职业品质，一打不过对方就放弃。林丹本以为，教练们骂自己一顿出出气也就算了，没想到更严厉的处罚还在后面：鉴于他在赛场上的糟糕表现，国青队一致决定将他除名。而林丹对此毫无准备，返队后便前往礼堂开会，没想到刚一坐下，一位教练就板着脸说：“你不用坐这儿了，你已经被除名了。”就这样，林丹在所有队员的注视下，狼狈而尴尬地走出了会议室。就这样，林丹进入国青队不到一月，就被赶回了八一队。这次惨痛的教训让他明白，原来比赛是如此严肃的一件事，并不是自己某天感觉不好，就可以随便输掉的。于是他开始疯狂地投入到训练当中，拼命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终于在三个月后又回到了国青队。

童年时代的吴晗，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六岁那年，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父亲的世交之友。父母以家酿水酒和便饭待客。饮酒时，客人见吴晗在院子里玩泥巴沙土，便招他来身旁说：“听说你会作诗，现在作一首试试好吗？”吴晗从容答道：“你命题吧！”客人想了想说：“就以你父请饮酒为题吧！”吴晗站在餐桌旁，个子还不如桌腿高，听到诗题，略加思考，脱口吟诵道：“桌中无菜市上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都说读书好，吾谓耕者比我高。”客人听罢，大为吃惊，连连称赞说：“小贤侄的诗才和见解均可称奇，了不起啊！”吴晗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不仅流露于诗篇，而且见诸于行动。他交了许多穷朋友。最典型的一位是被称为杨家傻子的孤儿，与吴晗年龄相仿，有股傻气，衣衫褴褛，破不蔽体。吴晗很同情他，常常把米饭大碗大碗地倒给他。还有一位双目失明、沿街卖唱的孤老头，住在邻村。吴晗很尊敬这位可怜的老人，三天两头去看望他。直到吴晗成为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后，仍没忘记这位老人。1946年，吴晗因故乡为母亲祝寿，还特地把这位老人请来，扶他上坐，奉为上宾。

小雨天和大雨天，哪种天气更易产生交通事故？答案是小雨天。下小雨时，街上的人都冒着雨乱冲，可谓危机四伏；路面的尘土跟雨水混在一块儿，变得特别滑，不易刹车；司机往往会忽略小雨带来的变化，警觉性不足，自然易出事故。下大雨时，行人多半躲在屋檐下，不可能顶着报纸乱跑；路面的尘土被大雨冲得干干净净，路面与轮胎的摩擦力加强；司机警觉性因大雨而提高，自然不易出车祸。 “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诚如此言。一时的不慎，可能会造成终生的遗憾。养成时刻谨慎的习惯，尤为重要。

台湾星云大师讲过这样一件事：他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授朋友，带着上中学的女儿去街上买水果。挑选水果时，因教授穿着俭朴，不像有钱人，小贩很不耐烦：“你到底买不买？”教授回答：“买！”教授将挑好的水果递给小贩，小贩努努嘴：“这种水果很贵的，你买得起吗？”教授一脸微笑，语气谦恭：“买得起。”回家路上，女儿问父亲：“爸爸，您是大学里人人敬仰的名教授，今天却让一个小贩吆来喝去，您不生气吗？”教授答：“不生气。待人有礼貌、谦虚是我为人处世的水准，我从来不会因为别人怎样对我而降低自己的水准。

马修·埃蒙斯或许是奥运历史上最悲情的运动员了。在北京奥运会男子50米步枪射击决赛中，埃蒙斯在领先3.4环的情况下，只需要打中7.8环就可以轻松夺冠。但是，他却打出了一个只有业余选手才会打出的4.4环。此次，他把冠军让给了中国选手邱健。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也是因为最后一枪出现令人不可思议的失误，他将冠军拱手让给中国运动员贾占波。但是，面对相同的失误，埃蒙斯并没有痛哭流涕，而是很有风度地走到对手面前相拥，向他们表示祝贺。他的风度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邱健说：“埃蒙斯，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的对手。”

南齐时，有位名叫陆慧晓的人，为人清谨严肃，曾做过几个王的长史，可以说是达官贵人了。即使一般的僚属部下来拜见他，他也一定是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迎送。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就劝他说：“长史这官位够尊贵的了，你可不能妄自菲薄，枉屈大驾啊！”陆慧晓听后，只是淡淡一笑，答道：“我生性讨厌人们无礼，哪能不时时以礼待人呢？”因此，他终生行事，总是尊重别人，自己也受敬仰，与人相处，关系甚和顺。

当Google的创始人塞吉·布林和拉里·佩吉在电视上接受访问时，记者问：“你们认为自己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哪一所学校？”他们并没有回答说是斯坦福大学或密西根大学，而是回答说是“蒙台梭利小学”。在蒙台梭利小学，老师鼓励学生自由自在地学习，对事情不能消极对待。在这种教育环境下，他们学会了“自己的事，自己负责，自己解决”。正是这种积极的教育方式赋予了他们勇于尝试、积极主动的习惯，并由此给他们带来了成功的机会。 “自由自在地学习，对事情不能消极对待”，就这两点，足以让中国的学校和老师们好好学习了！

国画大师张大千某日去拜访一位画家朋友，当时那朋友正在挥毫，作品已经完成了十之八九，气势相当不错。大千先生就赞赏了几句，没想到那位朋友立刻在未完成的画上题了字，并说：“既然你喜欢，现在就送给你吧！”大千先生回问：“不是尚未完成吗？”他的朋友却讲：“你不是已经觉得很好了吗？这样就可以了。”说到这儿，大千先生感慨地说：“这种不敬业和不求尽善尽美的态度，实在要不得啊！” 这个世界上，得别人夸赞一两句，就自以为已经不错而停止奋斗的人真是太多了，也就因此，他们无法达到最高的境界。

乔·吉拉德，因售出13001多辆汽车创造了商品销售最高纪录而被载入吉尼斯大全。他曾经连续15年成为世界上售出新汽车最多的人，其中6年平均售出汽车1300辆。销售是需要智慧和策略的事业。在每位推销员的背后，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功诀窍，那么，乔的推销业绩如此辉煌，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一、250定律：不得罪一个顾客在每位顾客的背后，都大约站着250个人，这是与他关系比较亲近的人：同事、邻居、亲戚、朋友。如果一个推销员在年初的一个星期里见到50个人，其中只要有两个顾客对他的态度感到不愉快，到了年底，由于连锁影响就可能有5000个人不愿意和这个推销员打交道，他们知道一件事：不要跟这位推销员做生意。这就是乔·吉拉德的250定律。由此，乔得出结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得罪哪怕是一个顾客。在乔的推销生涯中，他每天都将250定律牢记在心，抱定生意至上的态度，时刻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因顾客的刁难，或是不喜欢对方，或是自己心绪不佳等原因而怠慢顾客。乔说得好：“你只要赶走一个顾客，就等于赶走了潜在的250个顾客。

在北美接近美加边境的地区，印第安人自古以捕捉水狸为生。水狸的皮毛，可以制作皮衣、皮靴等物。印第安人对于狩猎区域，一向没有明确的划分，部落之间彼此也相安无事。然而，自从欧美航道开辟之后，北美的皮毛在欧洲大受欢迎。因此，印第安人大肆捕捉水狸，部落之间往往大动干戈。这时候，部落之间才慢慢发展出游戏规则，在特定地区，对哪个部落在哪个季节享有捕捉水狸的权利，做出了规定。日本城崎地区是一个位于海边的小城，以温泉著名。20世纪初，这里的居民有2300佘人，6座天然温泉都开放给公众使用。该地区有60家旅社接待游客。1910年，铁路网修建到城崎，游客人数大增。都市来的人偏好隐私，新的旅馆就开凿管线，把温泉直接引入客房。6座公共温泉里的水慢慢减少。原来那60家老式旅社依赖公共温泉，生意当然大受影响，因此控告新旅馆私引温泉违法。官司的结果是新旅馆胜诉。因此，新的旅馆继续兴建，也继续把温泉引入客房里。城崎愈来愈繁荣，到1960年为止，每年的游客已经高达50万人。熊先生通过这两个事例得出的结论是：权利的来源，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赋人权”。彼此利害与共的人们，摸索出一种游戏规则，界定了彼此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