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红楼梦》是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

有一天，耶稣在殿里讲道，几个企图找把柄陷害他的人带来了一个女人，问他：“这个女人在行淫时被抓住。摩西法律规定，这样的女人应该用石头打死。你认为怎样？”耶稣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几个人不停地问，他便直起身来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错，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说完这话，他又弯下身在地上画字。所有的人都溜走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女人。这时候，耶稣站起来问她：“妇人，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留下来定你的罪吗？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别再犯罪。” 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不妨反思：我自己没有犯错吗？

纪晓岚有一天去游五台山，走进庙里，方丈把他上下一打量，见他衣履还整洁，仪态似一般，便招呼一声：“坐。”又叫一声：“茶。”意思是端一杯一般的茶来。寒喧几句，知他是京城来的客人，赶忙站起来，面带笑容，把他领入内厅，忙着招呼说：“请坐。”又吩咐道：“泡茶。”意思是单独沏一杯茶来。经过细谈，当得知来者是有名的学者，诗文大家、礼部尚书纪晓岚时，立即恭恭敬敬地站起来，满脸赔笑，请进禅房，连声招呼：“请上坐。”又大声吆喝：“泡好茶。”他又很快地拿出纸和笔，一定要请纪晓岚留下墨宝，以光禅院。纪晓岚提笔，一挥而就，是一副对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方丈看了非常尴尬。

在阿拉伯王国里住着一位叫蕾拉的女王，她的智慧像太阳一样照亮着大地，她的美貌倾倒所有的男子，她的财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胜数。 一天早晨，她的首席顾问安迪要求见她，并对女王说：“女王蕾拉，你是世界上最聪明、最美丽、最富有的女子，但是，我却听说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背后议论你、嘲笑你，甚至抱怨你的决定？为什么你已经尽力去做了，但是，还是改变不了别人的嘲笑和抱怨呢？” 女王笑着回答道：“我忠诚的顾问，我做我的女王，在我所管辖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享有和平与繁荣。在我国，所有的城镇，我的法庭都是公平和公正的。我几乎可以做我所想做的一切，我可以订购到禁区沿海的船，我可以锁上宫殿的大门，我可以把国库库房无限期地密封起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却是断然做不到的，那就是我不能堵住所有人的嘴。重要的不是什么人说的虚假的话，而是我要继续去做我认为是真实的事情。”

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其实是他第一次釆用了“鲁迅”这个笔名。一次，鲁迅的好友许寿裳问鲁迅说：“你用‘鲁迅’这个名字，可有什么讲究？”鲁迅回答说，用这个名字的原因之一，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他说，自己比较笨拙，无论做学问或者干事情，效率比不上天分较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更加勤勉，才能在一定时间内，收到和别人一样的效果。

有个叫布罗迪的英国教师，在整理阁楼上的旧物时，发现了一叠练习册，那是50年前皮特金幼儿园B(2)班31位孩子的春季作文，题目叫：“未来我是……”布罗迪随手翻了几本，很快便被孩子们千奇百怪的自我设计迷住了。比如，有个叫彼得的小家伙说自己是未来的海军大臣，因为他有一次在海里游泳，喝了3升海水都没有被淹死。还有一个说，自己将来必定是法国总统，因为他能背出25个法国城市的名宇。最让人称奇的是一个叫戴维的小盲童，他认为，将来他肯定是英国的内阁大臣，因为在英国还没有一个盲人进入过内阁。布罗迪读着这些作文，突然有一种冲动：何不把这些本子重新发到孩子们手中，让他们看看现在的自己是否实现了50年前的梦想？1年后，布罗迪手里仅剩下戴维的作文本没人索要。他想，这个人也许是死了，毕竟50年了，50年间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就在布罗迪准备把这个本子送给一家私人收藏馆时，他收到了内阁教育大臣布伦克特的一封信。布伦克特在信中说：“那个叫戴维的孩子就是我，感谢您还为我们保存着儿时的梦想。不过我已不需要那个本子了，因为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从未放弃过它。50年过去了，可以说我已经实现了那个梦想。”

柳宗元，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刘禹锡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失败后都被贬官。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不久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播州（辖今贵州遵义市等地）刺史。当时播州属于荒蛮不开化的地方，瘟疫盛行。柳宗元哭着说：“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他考虑到刘禹锡母亲年纪大了，便上书皇帝，请求让刘禹锡到柳州而自己到播州去，即使因此得重罪，也不后悔。当时，正好朝中也有人替刘禹锡请求，于是刘禹锡得以被改派到连州。

鲁迅有一天上学迟到了，十分难过，决意以后早上学。他在自己的桌子上面刻了个“早”字。这个“早”字刻得方方正正，每一笔都是刻得深深的。由于有了“警钟”，鲁迅以后一直没有迟到过。

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有一次在街上走着，一位乞丐拦住了他。这是一个衣衫破烂、身上红肿的乞丐，他被贫穷折磨得奄奄一息。这个乞丐向屠格涅夫伸出了渴求施舍的手。可是屠格涅夫翻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出一枚硬币，他什么也没有带。乞丐伸出的手在空中僵持着，他的眼神渐渐变得黯淡。屠格涅夫感到非常惶恐，他一下子握住乞丐又脏又腻的手，带着歉意说道：“对不起，伙计，我什么也没有带。”乞丐愣了一下，然后紧紧握住屠格涅夫的手，说：“不，你给了我最昂贵的施舍。”是的，没有比尊重更昂贵的给予了。

毕加索，西班牙画家，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20世纪杰出艺术家之一。毕加索有两大爱好，一是喜爱画画，二是喜爱动物。由于他对动物的珍爱，他笔下的动物常常是祥和美好的，而且形态异常生动。有一次，一位法国老人来找他，涕泪纵横地向他说了一件悲惨的事。法国当时正被德国人侵占。一天，老人的小孙子把一群白鸽放出去玩，但是，其中一只小白鸽很久都没有飞回来。小孙子心里惦挂着，就跑到楼梯上眺望。突然，他看见蓝天上有一个小黑点。是小鸽子回来了！小孙子马上拿了红布条使劲挥舞，好让小白鸽认得自己的家。不幸的是，巡逻的德军看见了，以为他在给法国游击队发信号，便发疯似的跑上楼，把小孙子从楼顶上推下去，接着，又把飞回来的小白鸽打死了。老人泣不成声地请求毕加索给他死去的小孙子画一幅画。毕加索悲愤交加，他含着眼泪画了一幅画。圆面上一只可爱的小白鸽口衔橄榄枝，正张开洁白的翅膀，自由自在地飞着，飞着……看过这幅画的人，都说这幅画代表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心愿。从此，鸽子成了毕加索许多作品的主角。1950年，毕加索为世界和平大会画的画，就叫“飞着的鸽子”，它把和平的愿望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后来，人们便把鸽子叫做“和平鸽”。

1945年5月7日，丘吉尔以战时首相的身份，向整个英国宣布了战争胜利的消息。数日后，战时内阁解散，英国国内生活恢复到和平时期的样子，新一届大选即将开始。在两个月后的大选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领导战时英国经历血雨腥风走到最后胜利的丘吉尔输了。对此，丘吉尔引用古罗马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本民族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成熟的标志。”

在《儒林外史》中，有一处情节让人感叹，说的是杜慎卿几个人游金陵的雨花台，“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这才是令人感慨的风雅。要说起来，无论是多么不济的时代，出一两个特立独行、高标自持的读书人，都不大令人感到稀奇。可是，这“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的风雅，却不是哪里都见得到的。 若人们都能在闲暇之余，想到“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那样的情境，该是多么风雅而美好的呀。

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于2010年10月20日深夜开车去看女友返回西安途中，驾车将被害人张妙撞伤后，发现该被害人正在记车牌号，心生恐慌，遂将伤者连刺八刀致其死亡，后驾车逃逸，途中再次撞伤行人。2011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著名翻译家傅雷在写给儿子傅聪的《傅雷家书》中，反复提到要“先做人，再做艺术家，最后做钢琴家”。 药家鑫的父母和老师们，如果在教育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这一点，药家鑫还真的未必会在瞬间举起屠刀，葬送了一个无辜的母亲和自己的未来。

在导演王家卫的新片《一代宗师》上映之际，记录整部电影拍摄过程的电影书《一代宗师王家卫功夫美学限量珍藏版》也在台湾同步出版上市。在这本书里，其中的一段对话，颇有意味。 张大春问王家卫：“什么叫一代宗师？”王家卫回答说：“这四个字的分量确实很重，我自己也思考几年了。一直到最后，我自己才归纳下来。其实，所谓的宗师之路，只不过是三个简单的过程：一是见自己，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志向是怎么样；二是见过天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天下很大，没有出去看过这些天地，就是井底之蛙；最后，则是你要去见众生，把所学到的东西还给众生，那个才是你，到那个阶段你才能称得上是一代宗师。因为你可以是高手，但不一定是宗师，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还’的过程，把这个东西还给众生。” 原来，唯有懂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一代宗师！

秋天，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始了。一个外地学生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他就把包都放在路边。这是，正好一位老人迎面走过来，年轻学生走上去说：“您能不能替我看一下包呢？”老人爽快地答应了。那位新生于是轻装地去办理各种入学手续。一个多小时以后回来了，老人还尽职尽责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年轻学子谢过老人，两人各自走去。几天之后，北大开学典礼，这位年轻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季羡林先生对平凡人的尊重，是比他的学识更让人尊重的地方。

1977年，因为一些不可抗原因，家在农村的俞敏洪高一下半学期才进入高中。上高中以后，俞敏洪功课明显跟不上，但高考就要来临了。复习了10个月左右，俞敏洪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当时的录取分数其实很低，他报考的常熟市地区师专外语录取分数线是38分，俞敏洪的英语却只考了33分，别的几门也不理想。高考失利之后，俞敏洪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他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俞敏洪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后来去大队初中当了代课老师。1979年俞敏洪再度参加高考，他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一天，俞敏洪高中的一个英语老师告诉俞敏洪，江阴县教育局准备办个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俞敏洪的母亲到城里找到几个亲戚打听，证实了这个消息，就让俞敏洪去报名。俞敏洪和20多个男孩一起住在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大房间里。老师指定俞敏洪当副班长，这对俞敏洪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既然是副班长，学习就要认真，俞敏洪带领大家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被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俞敏洪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考好。但是，俞敏洪确实只需要40分钟。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是95分，总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

大V指在微博上十分活跃并拥有众多粉丝的公众人物，通常把粉丝量超过50万的微博用户称为网络大V。大V几乎都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有着不容小觑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如果把未经核实的信息甚至谣言随意转载引用，那就成了扩散遥言的传播者，反而成了大谣。

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谢绝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千方百计想冲破钱钟书的防线，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对全国观众宣告：钱钟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特邀钱钟书去讲学，每周只需钱钟书讲40分钟课，一共只讲12次，酬金16万美元，食宿全包，可带夫人同往。待遇如此丰厚，可是钱钟书却拒绝了。1991年11月钱钟书80华诞的前夕，家中电话不断，亲朋好友、学者名人、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他开祝寿会、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一概坚辞。

香港的很多马路很窄，比如旺角，两车道、三车道而己，但是公共汽车开得非常快，呼啸生风！而北京的很多路，多达七八条车道，车仍然开不快。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香港开车，一直沿一条道走会比较快。而在北京，马路很宽，左边不行就右边，右边不行再左边，有很多车在不停地并线，这让整条很宽阔的马路的运营效益大大下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合成谬误”。就是说每一个局部看上去都是理性、正确、有效率的，加起来却是一个谬误。萨缪尔森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让我们想象一个非常简陋的露天剧场，大家可以坐在地上看，但是只有坐在后面的人觉得看得不够清楚，为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一些，他们就会站起来。他们一站起来，后面的人也会站起来，结果大家就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还是看不清楚，成本增加了，福利却没有增加。聪明人又会想出一些办法来，站着不行就踮起脚看，结果全场的人都会踮起脚看，整体的福利又下降了。如此循环往复，整体福利一直在下降，个人成本不断在上升，这就是“合成谬误”。当第一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就应该能想到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踮着脚站在高凳上看。“合成谬误”只是萨缪尔森的一个概念，他真正要提出的理论叫“公共改进”，就是要终止一个恶性循环的游戏。剧场内的阶梯形设计，就是一种“公共改进”。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设施，实际上它是一种制度设计，使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大家不至于陷入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中，不至于陷入一种集体的谬误当中。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有这么一段： 爱丽丝问：“请你告诉我，我该走哪条路？” 猫说：“那要看你想去哪里？” 爱丽丝说：“去哪里无所谓。” 猫说：“那么走哪条路也就无所谓了。” 这一小段故事告诉我们：人要有明确的目标，当一个人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别人也无法帮到你！ 天助先要自助，当自己没有清晰的目标方向的时候，别人说的再好也是别人的观点，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有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