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陶行知先生到一位朋友家去，见朋友夫人正在打孩子，孩子正在地上委屈地哭着。陶先生忙问怎么回事。朋友夫人指着一块被拆的乱七八糟的手表，气呼呼地说：“陶先生，这块表是才买的，竟被我儿子拆成这样。您说可气不可气？“陶先生听了笑了笑，说：“坏了，恐怕中国的一个爱迪生被你枪毙了。”夫人有点愕然，“为什么呢？难道这样做不对吗？”陶先生摇摇头，夫人又接着问：“陶先生，您是大教育家，您说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呢？”陶先生把孩子搀起来，搂在怀里，笑嘻嘻地问：“你为什么要把妈妈的新表拆坏呢？孩子怯生生地望了妈妈一眼，低声说：“我听见表了有滴答的声音，想拆开看看是什么在响……”陶先生说：“你很好奇，这没有错，但你要跟大人说一声，不能自作主张，来，跟我一起到钟表店去好吗？”孩子问：“去店里干什么？”陶先生说：“去看师傅修表啊！看他怎么拆，又去怎么修，怎么装配，你不喜欢吗？”孩子高兴得跳起来：“我去！我去！”陶先生跟朋友夫人打了声招呼，就拿着那只坏表，带着孩子一起到了一家钟表店。修表师傅看了看坏表，说：“要1元6角修理费。陶先生说：“价钱依你，但我要带着孩子看你修，让他长长见识。”师傅同意了。陶先生与孩子站在一旁，满怀兴趣地看师傅修表。看他怎样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他加油后，把一个个零件装起来。从头到尾，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全部装好后，师傅上了发条，表重新发出清晰的滴嗒声，孩子高兴的欢叫起来：“响了，响了，表修好了！”陶先生临走又花了一元钱买了一只旧钟，送给孩子带回去拆装。孩子连声说：“谢谢伯伯，谢谢伯伯，伯伯真好！”

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梁漱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1921年，印度科学家拉曼搭乘一艘航轮回国。甲板上，一对印度母子的对话引起了拉曼的注意。“妈妈，这个大海叫什么名字？”“地中海！”“为什么叫地中海？”“因为它夹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之间。”“那它为什么是蓝色的？”年轻的母亲一时语塞，求助的目光正好遇上了在一旁饶有兴味倾听他们谈话的拉曼。拉曼告诉男孩：“海水所以呈蓝色，是因为它反射了天空的颜色。”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可这一解释。但是，那个充满好奇心的稚童，那双求知的大眼睛，那些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为什么”，使拉曼深感愧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男孩那种到所有的“已知”中去追求“未知”的好奇心。拉曼回国后，立即着手研究海水为什么是蓝的。最终，他证明水分子对光线的散射使海水显出蓝色的机制，与大气分子散射太阳光而使天空呈现蓝色的机制完全相同。进而又在固体、液体和气体中，分别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光散射效应，即“拉曼效应”，为20世纪初科学界最终接受光的粒子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0年，地中海轮船上那个男孩的问话，把拉曼领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科学家。

巴普洛夫以研究消化腺而闻名于世，曾荣获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奖。 巴普洛夫的消化腺实验多以狗为实验对象。在试验中，他偶然发现，将食物送进狗的口中，其唾液分泌开始明显增加，这种生理现象本不足为奇。但此后巴普格夫注意到这种现象逐渐发生改变：食物未送进口，狗见到食物，即开始增多唾液的分泌；甚至食物尚未见到，只见到盛食物的器皿，或只听到人的脚步声，也会引起狗的唾液分泌。为什么会这样？这激起了巴普洛夫的好奇心，并由此开始了他著名的条件反射实验，并创立了经典条件学习理论。 对事物善于观察，习惯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创新能力往往便可以极大地爆发出来，这正是巴普洛夫带给我们的成功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