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范仲淹因主张改革，惹怒了朝廷，被贬去饶州。当范仲淹卷起铺盖离京时，一些平日与他过从甚密的官员，生怕被说成是朋党，纷纷避而远之。有个叫王质的官员则不然，他正生病在家，闻讯后，立即抱病前去，大揺大摆地将范仲淹一直送到城门外。在那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封建社会里，王质能做到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真诚待友，与那些见利忘义之徒相比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真心待友，不计个人得失，甚至安危。这样的挚友，当今世界又能有多少呢？

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有一次在图书馆阅读，书中内容勾起她对孩子的思念，于是提起笔写下来。而且愈写愈难压抑思子的情怀，竟然泪如泉涌，就这样一字一泪将作品完成，然后随手装入信封寄给报馆。但是回到家她又后悔了，想自己那么冲动之下的作品，一定十分肉麻，会引人笑话。未料作品发表之后，竟然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深受感动。 写文章的人都有经验，当情感洋溢的时候，常下笔万言不能自已。但是心情冷静之后，再看写好的作品，又觉得当时太冲动。至于情感奔放时如果压住不写，等到后来再提笔，则可能已经失去了感觉。如何把握情感，适时而发，适时而写，实在是件难事。 我认为，写抒情文时，必须将感情充分发挥；作论说文，则当加以收束。因为情感奔放时，能使我们将心中的一切，毫无阻碍地倾吐出来，文辞不见得华美，文法也不一定周到，却能获得最诚挚感人的作品。至于写论说文，如果一时冲动，只求畅快地发挥而忽略了细细的推敲，又容易失之偏颇。必须冷静思考之后，才能写出最佳的作品。发乎至诚的作品是真挚，强说愁的作品是造作；客观的论理常公正，主观的论理常独断。属于至情的文章可以立即发表，关乎论理的文章，则应该再三省思之后才岀手。

唐朝名臣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古代主管诉讼的官员）时，只用一年时间就解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17000人，而无一人说他判得不公。有一次，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唐太宗陵墓）柏树，高宗震怒，下令立刻把权善才杀掉。狄仁杰马上上奏高宗，说权善才罪不至死，免职即可。高宗说：“按法律虽然不能判死罪，但我非常痛恨这个家伙，就算违背法律规定，也要杀掉他！”狄仁杰说：“什么罪该受什么刑罚，都有等级标准，怎能随意将人赐死呢？法律想变就变，不遵循既定准则，官员和百姓就会无所适从。而且，只因一棵柏树就杀掉一个将军，后世会怎么评价您呢？”高宗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就免了权善才一死。法律不是儿戏，一旦制定，就不能随意改变。违反法律，要按规定惩处，既不能觉得情有可原就姑息纵容，也不能觉得分外厌恶就加重处罚。在皇帝的言语往往就是金科玉律的封建王朝，唐高宗最终都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更何况在依法治囯的今天，我们岂能根据个人的好恶亵渎法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