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美国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当地时间15日说，最富有的美国人应当缴纳更多所得税，为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做出贡献。 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当天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停止宠爱超级富豪》的文章说，那些贫穷和中产阶级美国人在阿富汗为国家作战，大多数美国人在窘迫度日，而像他这样的富豪却仍在享受特别减税优惠。这番话一语道破超级富豪财富秘密：分配不公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资本在分配中所得过多，而劳动在分配中所得过少。 巴菲特15日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的一些话令人深思。该文的标题是《停止娇惯富豪们》，直接把苗头对准富豪。 有人会说，巴菲特是不是故意讨好奥巴马总统，非也！不论是财富还是年龄，他都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和任何权力。这是巴菲特的一贯作风和思想。 这番陈辞，同样值得中国的富豪们反省。

拖着两个很大的行李箱，第一次走出乡村的米莎太太，走进了候机大厅。环顾四周，寻觅了半天，她也没有找到说好了要赶到这里与她会合的侄子。她轻叹了一口气，坐下来等侄子。因为刚刚做过肾脏手术，米莎太太要比常人更频繁地去厕所，可总是不见侄子的影子。她带的许多东西虽然不很值钱，但都很珍贵，因为那是她给远在都市里的亲朋们积攒了多年的礼物。她只得一边忍耐着，一边焦急地东张西望。“太太，需要帮忙吗？”一个面带微笑的年轻人坐到了她身旁。“哦，不，暂时不需要。”米莎打量了年轻人一下。身着休闲服的年轻人掏出一本书，旁若无人地阅读起来。“这个不守时的家伙，等会儿非得训斥训斥他。”米莎太太开始埋怨起侄子来。又过了一会儿，米莎太太实在忍受不住生理上的要求了，她向身旁的年轻人求援道：“请帮我照看一下行李，我去一趟洗手间。”年轻人非常愉快地点头答应了。米莎太太很快回来了，她感激地掏出一美元，递给年轻人：“谢谢你帮我照看东西，这是你应得的报酬。”望着老人一脸的认真，年轻人回一声“谢谢”，接过那一美元，放到了上衣兜里。这时，米莎太太那位西装革履的侄子快步走到她跟前，他刚要解释迟到的原因，忽然惊喜地冲着老人身旁的年轻人道：“你好，盖茨先生，你也乘坐这趟班机？”“是的。”年轻人收起书，开始朝检票口走去。“哪个盖茨？”米莎太太跟在后面不解地追问道。“他就是我常常跟您说起的世界首富、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先生啊。”侄子拖着行李箱，大声地告诉米莎太太。“哦，我今天终于知道他成功的秘密了，我刚才还给过他一美元的报酬呢。”米莎太太满脸的平静和自豪。“他真的接受了你一美元的报酬？”侄子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没错，我很高兴今天在候机的时候还有一美元的收入，因为我帮助这位太太做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盖茨回头坦然回答道。这绝对是一个让人感慨不已的小故事一一因为一份自然的认真，清贫的乡村老妇米莎太太，和身价数百亿美元的世界首富，彼此都很在意那区区的一美元，都让那一美元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在前者的眼里，那是对一种劳动必须支付的报酬；在后者的心中，那是对一份真诚感谢必须回应的尊重。没有财富多寡的鸿沟，没有身份尊卑的差别，两人以简单的方式，以超俗的坦然，告诉世人——无论是谁，都要乐于帮助别人也乐于接受别人的帮助，慷慨地付出劳动，并欣然地接受相应的报酬，财富才会不断地流动起来，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还有精神层面上的。

童年时代的吴晗，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六岁那年，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父亲的世交之友。父母以家酿水酒和便饭待客。饮酒时，客人见吴晗在院子里玩泥巴沙土，便招他来身旁说：“听说你会作诗，现在作一首试试好吗？”吴晗从容答道：“你命题吧！”客人想了想说：“就以你父请饮酒为题吧！”吴晗站在餐桌旁，个子还不如桌腿高，听到诗题，略加思考，脱口吟诵道：“桌中无菜市上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都说读书好，吾谓耕者比我高。”客人听罢，大为吃惊，连连称赞说：“小贤侄的诗才和见解均可称奇，了不起啊！”吴晗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不仅流露于诗篇，而且见诸于行动。他交了许多穷朋友。最典型的一位是被称为杨家傻子的孤儿，与吴晗年龄相仿，有股傻气，衣衫褴褛，破不蔽体。吴晗很同情他，常常把米饭大碗大碗地倒给他。还有一位双目失明、沿街卖唱的孤老头，住在邻村。吴晗很尊敬这位可怜的老人，三天两头去看望他。直到吴晗成为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后，仍没忘记这位老人。1946年，吴晗因故乡为母亲祝寿，还特地把这位老人请来，扶他上坐，奉为上宾。

莫言只是小学毕业，没有上到初中，可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的作文曾被拿到了中学生的课堂里宣读，作为一种学习的范文。莫言的作文很棒，记得第一次引起老师注意的作文，写的是一场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学校篮球比赛。每逢“五一”，小学里就举行体育盛会，有乒乓球、标枪、跳高、赛跑。写作文的时候，同学大部分都是走马观花，流水账一样把各种运动项目都写一遍。他另辟蹊径，别的比赛一笔带过，把绝大部分笔墨专门写篮球比赛，写怎样抢球，怎样运球，怎样投篮，受到了老师赞扬，当作范文全班宣读。莫言受了表扬，一下子兴趣就上来了，天天盼着上语文课，因为那是他出风头的时候。后来，他经常在作文中虚构故事，而他的小学作文还被拿到中学里宣读，给中学生当范文。他回忆说，自己文学的开窍比别人多了一份觉悟，那就是对“虚构”的重视。

马永顺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是黑龙江某林区的伐木工人，退休后他开始栽树，向大山还债，补上当年砍伐的树木，成为闻名遐迩的植树模范。在做伐木工人的时候，马永顺是伐木能手，当时正值国家建设急需木材的时候，马永顺手执弯把锯，一个人每天能完成六个人的伐木量，创造了全国手工伐木的最高记录，被评为著名劳动模范。1959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可是到了退休年龄后，马永顺算了一笔账，自己在过去的时间里总共砍伐了三万六千多棵树木，这让他心里非常不安。他记着周总理“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吩咐，开始向大山还债——植树造林。于是马永顺率领家人组成“马家军"，绿化山林。据统计，到马永顺因病去世，他总共栽活了四万多棵树苗，还清了“债务”。从此，马永顺的名字传遍全世界，令世人肃然起敬。马永顺三个字已不再是一个生命的符号，而是一个民族环保意识觉醒的代表。他的一生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大山，无愧于国家。

马三立平素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为右派之后，他竟然几次当众落泪，而每一次都是因为相声。第一次1961年3月16日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这里劳动了两年。这天晚上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马三立当场落泪。第二次是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阔别观众两年之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面对阔别两年多而且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马三立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