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时，董宣为洛阳令。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仆人大白天杀了人，躲在公主府中，官吏无法逮捕他。一日，湖阳公主外出，那仆人陪乘在侧。董宣便候在路旁，等公主的车驾一到，就用力拦住，面斥公主过失，并将那个仆人就地处决。公主回去后，就哭告光武帝，光武帝为了让姐姐出气，召来董宣让他磕头谢罪。谁知，面对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天子和怒气冲冲的公主，董宣坚决不从。光武帝下令将他按倒，可他两手撑着地面，硬挺着脖子，死也不低头。光武帝无奈，也被其耿直所感，只得作罢。此后，董宣获得了一个“强项令”的雅号。强项，硬脖子也。

462年（南朝宋大明六年），祖冲之把精心编成的《大明历》送给宋孝武帝请求公布实行。宋孝武帝命令懂得历法的官员对这部历法的优劣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祖冲之遭到了以戴法兴为代表的反对，祖冲之著《历议》一文予以驳斥。在“历议”中，他写下了两句名言：“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辞虚贬，窃非所惧”。为了明辨是非，他愿意彼此拿出明显的证据来相互讨论，至于那些捕风捉影无根据的贬斥，他丝毫也不惧怕。戴法兴认为，历法中的传统持续下来的方法是“古人制章”、“万世不易”的；他责骂祖冲之是什么“诬天背经”，认为天文和历法是“非凡夫所测”、“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的。祖冲之却大不以为然。他反驳说，不应该“信古而疑今”，假如“古法虽疏，永当循用”，那还成什么道理！日月五星的运行“非出神怪，有形可检，有数可推”，只要进行精密的观测和研究，孟子所说的“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并不是王安石所说，却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将它归到王安石名下。“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祖宗不足法”是指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后世对这三句话多加褒奖，认为它表达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精神态度。王安石正是以这种精神毅力来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唐朝名臣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古代主管诉讼的官员）时，只用一年时间就解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17000人，而无一人说他判得不公。有一次，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唐太宗陵墓）柏树，高宗震怒，下令立刻把权善才杀掉。狄仁杰马上上奏高宗，说权善才罪不至死，免职即可。高宗说：“按法律虽然不能判死罪，但我非常痛恨这个家伙，就算违背法律规定，也要杀掉他！”狄仁杰说：“什么罪该受什么刑罚，都有等级标准，怎能随意将人赐死呢？法律想变就变，不遵循既定准则，官员和百姓就会无所适从。而且，只因一棵柏树就杀掉一个将军，后世会怎么评价您呢？”高宗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就免了权善才一死。法律不是儿戏，一旦制定，就不能随意改变。违反法律，要按规定惩处，既不能觉得情有可原就姑息纵容，也不能觉得分外厌恶就加重处罚。在皇帝的言语往往就是金科玉律的封建王朝，唐高宗最终都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更何况在依法治囯的今天，我们岂能根据个人的好恶亵渎法律的尊严？

理查德·勃朗森1950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偏僻小镇，从小就接受英国传统教育，但天生叛逆的他无法忍受学校的教条禁锢，16岁那年就辍学归家。勃朗森从小就梦想做一个成功商人，满脑子里充斥着天才构想和经商计划。辍学后，勃朗森如鱼得水，急急忙忙投入到商海之中。年仅16岁的勃朗森兴办了一份名为《学生》的杂志，但效果并不理想。没多久，他突发奇想，要办一家邮购唱片公司。然而，当时的勃朗森对流行音乐一知半解，对唱片市场更是一窍不通。他凭着自己的感觉和年少的无畏，勇敢地行动，借助《学生》杂志的广告一举成功。理查德·勃朗森一夜间声名鹊起，订购单如雪片般飞进他的口袋。随着事业逐步成功，勃朗森善于行动的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每找一条创建新品牌的独特模式和商业运作，都是一次冒险行为，使得20多年后，人们都知道他这样一位特珠的行动家。除了商场上，在生活中，勃朗森也热爱冒险，他曾经横渡大西洋并打破世界纪录，还曾经乘坐热气球向死神挑战获得成功。勃朗森相信行动而不相信任何商业教科书，甚至向教科书发起挑战。例如，哈佛商学院的必修课程将航空业、可乐市场和英国的金融服务市场划入竞争最为激烈、最不容易涉入的市场。但勃朗森却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些市场，而且搞得天翻地覆。他在航空业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也曾经将可乐巨人打得一败涂地，所有这些都可称得上是成功的范例。但他的这些成功，却是以敢想敢做为基础的。通过这些行动，理查德·勃朗森将自己推进了《福布斯》杂志全球富翁排行榜，使自己成为英国民众的崇拜偶像。如今，理查德勃朗森拥有200家公司组成的商业网，他是一系列国际顶尖品牌的创始者和经营者。他个人的财富已超过30亿美元，而维珍集团的财富更是无法统计。